边区发行的彩票奖卷

张协和记载的购买边区第一期奖卷10张的号码 B6

    边区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与金融体系,边区银行于1939年设立了活期存款，1940年又设立了定期存款。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造成边区财政金融的极大困难，顽强坚持、继续生存变为首要任务。为了收缩部分通货投资生产、促进储蓄并扩大边区银行影响力，1941年9月，边区银行首次引入只有在国统区才有的即摇即开的大奖彩票形式，发行了第一期50万元储蓄奖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表《告边区同胞书》，并以总司令朱德、林伯渠等领导的名义组成劝储总团，各分区、县组成分支团，推销奖卷。 政府借银行大楼开幕典礼之机，利用报纸、板报、标语、漫画并在集会上搭台演戏进行舆论上的广泛宣传。边区的参议员、军政首长、社会名人均带头认购，支援抗战与边区建设。

边区银行发行的第一期两元奖卷的正反面 J1

边区银行发行的第二期五元奖卷的正反面  J2

    第1期储蓄奖卷面值2元，共计25000张，奖卷的印制由边区印钞厂使用石印机采用延安马兰草纸印制。1941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对摇奖细节进行了详细报道:“奖票共有两万五千号,其中有四百0五个号码是有奖的,摇奖机共分三个大小不同的连环圆球,大球专摇中奖等次,中小机球则摇万、千、百、及个十的中奖号码，中球内所装的号码计自00号至二四九号，小球所装的号码计自00号至九九号，两相合并，即自00000号至二四九九九号都有均等获奖的机会，此项数字是依据大代数算成，故除00000号代表二五000号外，较之抗战前上海举办的航空救国奖卷的摇奖方法尤为公正简便。”

    大奖于1942年元旦开奖，中奖率为60：1。奖金共分10级，分别为：10奖30元200个，9奖50元100个，8奖100元60个，7奖200元20个，6奖300元10个，5奖400元5个，4奖500元4个，3奖2000元3个，2奖3000元2个，头奖10000元1个。当摇到倒数第5个号码时，由关中地区象垧村与状元沟的七个农民合购的“23083”号中得大彩。兑奖现场标语上写道：“要穿衣吃饭，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资本就要节约储蓄。”（《解放日报》1942年1月4日）

    1个半月后，又发行了第2期储蓄奖券，发行量增到100万元，奖卷面值5元，全部奖卷20000张，中奖比率提高到30：1，头奖也增到3万元。5月12日，这天时逢旧历三月二十八庙会，有三万多人参加了在绥德的开奖，靖边的“13891”号中得头奖3万元。

    两期奖卷总计发行150万元，减去奖励数额与各项费用，其实际经济受益部分并不很大，但也相当于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两年军饷。在这之前，这种博彩形式一直是被视为腐朽资本主义的精神鸦片，属于陋习范畴，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博彩也被用来为积极的政治目的服务，并开创了共产党执政史上第1次通过发行彩票进行筹资的方式。边区银行还在1943年《两年来的存款工作》上提出“调查研究，坚持自愿，区别对象，讲究发行机遇、注意宣传和节约”等要求在以后发行中注意的问题。公有银行与企业区别于私有化的重要标准，是经营目的具有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性，对于当时彩票发行的效果也应从两方面评价，它认真积极的促销办法对今天的彩票发行也非常适用。

    边区公有制条件下的私人生产及利益分配

    “边区财政的方针是公私合作与公私两利的，这是一个特点，公私合作包括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合作，公营经济里又有大公（财厅）与小公（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合作，小公里又有公（机关生产）和私（个人生产）的合作，边区财政就是这种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财政基础。

    边区采取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不仅帮助了私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公营经济，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使边区财政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生产自给中的个人分红，又解决了一个社会保险问题，如三五九旅每人生产六石粮，三分之一归私，个人的红利可寄回家去或入股合作社，可以成家立业，生产问题也解决了。

    …这种公私两利，公私合作的方针，只有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才能实行。”

    ----南汉宸(边区财政厅厅长)《边区财政问题》1944年

    随着延安经济全面好转，其经营管理模式也更趋于多样化。陕北原本土地贫瘠，当地人多以洋芋（土豆）兼做菜吃，少有种菜、吃菜的习惯。为改善边区军民生活，以调整军民的饮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开始大力推广蔬菜种植，1943年春，张协和利用便利条件，让父亲托人从西安带来28种中、外蔬菜种子，并以私人名义与中央办公厅（杨家岭）行政处代表王西平（解放后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签定了合作种植蔬菜种子的合同，由中央办公厅提供土地和人力、肥料，张协和负责提供28种样种和技术指导，双方平分所得，并在边区推广种植。为了公正还按当地商业习惯，请中央管理局的南祥辉（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作为证人，并规定了赔偿责任，这种合同性质在今天就是个人技术入股分红方式。

张协和以私人名义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生产处签定的种植及推广蔬菜种子合同  T17

    此后在边区展览会上展出了他们收获的28种菜种样品，杨家岭办公厅种菜队也成为延安种菜模范单位，《解放日报》曾多次刊登他们介绍种菜经验的报道。此外《解放日报》及多个边区展览会也都对军民在边区大力发展种植蔬菜进行过多方报道和展示。

    私人工余生产与公私合作的方式在当时是很受鼓励的，其私人生产所得甚至可超过上百倍的个人月薪，但不论多少都会受到边区施政纲领和其他多项政策法规的保护。作为中央管理局直属的公营美坚工厂还将部分生产业务发放给私人,利用个人公余时间完成。

    根据边区银行简介记载：在公有银行向私人贷款政策支持下，边区私营企业从36家猛增了13.1倍，达到473家。手工业作坊也发展到235家，有15万人参加了家庭纺织业。简介记载：1941年，边区银行还给朱德总司令个人发放了一笔纺织贷款，他从晋西北买来6台织布机办起了织布厂。当时，任弼时同志所纺的纱每长两千五百四十四尺，捻度每寸十五转，匀度很好，这些均显示了中共领袖不仅倡导发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运动，并在实际的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多种所有制融合的经营活动，为40年后改革开放的全面市场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为了支持个人工余生产，张协和所在的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于1943年3月16日全处会议决定成立非公性质的“个人生产公积金”，用于帮扶与鼓励个人生产，1943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导。

张协和笔记中有关工余时间私人生产与杨尚昆个人要一个书柜的记录B2-7

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有关中管局经建处建立个人生产公积金的报导 J22-2

张协和种植种子合同背面为1943年1月16日种菜技术研究委员会编印的30余种菜种播种用量与播种时间表 T18

    延安的工余生产及取得相应的个人合法收入的作法，受到全体边区军民与中共中央的赞同与支持。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以“个人公余生产  共达四百万”为副标题，进行有关边区公余生产的专题报道，“四百万元，这个巨大的数目字，是今年边区系统各机关个人业余生产的记录。…个人公余生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又减轻了公家的负担，这是今年丰衣足食的运动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194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指出：“这种“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形式新办法，去年创造了七种，在实践中证明都是成功的。(一)采取以劳动力入股的形式，按比例分红；（二）在生产中规定分红比例；（三）节约分红；（四）机关里大小单位合作；（五）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六）与老百姓合作；（七）个人生产的公私合作、公私两利。”

    1944年5月21日，《中直个人生产展览会》开幕，《解放日报》以“中直个人生产四个月成绩超过去年同期两倍”等为标题作了多篇报道。李富春同志还发表文章指出：“今后的任务是把个人生产坚持下去，成为经常工作，使生产与工作学习三者更好的配合起来。”“今年机关生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个人生产有很大发展，参加生产的人数有的（边区政府）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单位的个人生产均有个人生产计划，…个人生产的成果，极大部分是解决了个人必需品，如从整个的意义上来看，它给财政上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边区政府民国三十三年度上半年财政工作报告）

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第四版有关中直机关个人生产展览会的专刊报导

张协和笔记中保存的有关延安私人股份投资经营活动的记载 B1-44b、B1-35b、B1-64b、T503 

    延安的合作化股份制与私人投资

    “我们的经营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两年中的经营商业，是从要迅速解决困难的目的出发的，因此就不能不以各机关学校所有资金的大部分去做能图利的生意。”——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0月

    国共再次合作后，边区的农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加上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原有解决劳动力的民间“轧工”、“唐家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自发的增长起来，但同时因资金短缺，农村高利贷也逐渐增多，边区政府虽然发放了一部分农业贷款，但仍不能大范围解决农村资金周转问题。

    1937年3月23日，边区政府公布《国民经济部扩大合作社营业的决定》，新上任的刘建章（解放后任甘肃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在南区合作社进行大胆改革，6月，提出“合作社民办”等一系列政策，开始大规模公私合作发展生产，并兼营向农民放贷的业务实验。

    1939年，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发布《各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暂行条列示范草案》，将合作社法人明确分成：有限责任、保证责任和无限责任三种方式，将合作社业务分为消费型、生产型、信用型、运销等型式，并对其合作社章程、设立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在艾黎的“工合”延安事务所与建设厅合作指导局促进下，10月，延安成立了边区合作总社，并选举了理事会与监事会。1940年，边区建设厅公布了《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进一步对各类合作社进行规范。

毛主席的题词“实事求是” Y104

    1942年，延安基本经济状况好转后，边区政府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管理政策，鼓励公有制单位的私人工余时间参与各种生产活动并取得合法报酬，促进了各类股份制合作与私人企业的迅速发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这年冬天，南区合作社沟门分社主任李生章看到公有制机关的中央管理局给永合栈（私营商号）放账，便开始摸索专业办理放款存款的信用型合作社业务。

早在1941年10月28日统战部投资入股美坚工厂的记录 B9-39-2

中央统战部入股美坚工厂后分红账目记录 B6-71-2

    因适合当时经济环境的需求，其他驻延安的公有单位与私人之间也早就存在各种入股投资分红的作法，这为日后促进各类股份制合作的迅速发展作出积极的探索。“合作社的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毛泽东《论合作社》），由于从法理上承认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均受到法律保护得以并存，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业务范围也从一般消费性的商业，发展到综合性的工业、运输与高级阶段的金融、票证等广泛领域，其所有制方式包括了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多种方式。

    公有自办合作社的单位包括：边区厅、局及以下各级政府部门，中央驻延的各类机关、学校、团体和在延的驻军部队。边区的经营实体其性质与今天国际通则相同的经营法人单位相同，也分为1.有限责任，2.无限责任，3.（五倍）保证责任(担保公司)。1943年后，结合已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的合作化发展，逐渐改变了边区几千年来形成的分散的个体经营生产模式，充分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加上社会融资渠道的改善，形成了全体边区军民以各种方式参与边区经济建设的盛况，并在1944～1945年达到了发展高潮。这是共产党人大规模商业经营的开始，也是全面面向市场经济的探索。

    根据张协和笔记记载，他个人、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参股妇女合作社、大众合作社、中央管理局合作社、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等投资经营活动。其入股投资规模达到边币数十万元，在为边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使个人获得大幅收益，充分体现出“边区财政的方针是公私合作与公私两利的”。由李富春夫人蔡畅，朱德夫人康克清，张琴秋，贾拓夫夫人白茜，南汉宸夫人王友兰等发起的边区妇女合作社，其成员以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女性为主，由王友兰任主任，徐以新夫人陆红为副主任。据1944年3月5日《解放日报》记载：“第一期（43年3月8日到 8月底）资金仅有102万元，公家股金占百分之八十八，私人占百分之十二。第二期（43年8月底到44年3月8日）有资金七百二十四万元，公家仅占百分之十一点一，私人资本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九。投资人的范围，包括机关、部队、工人、农民、商人，各界都有。”妇女合作社在成立第一年中，股本金增加了百分之610，公家与私人资本比例形成九比一相互倒置，社员发展到2600余人。“妇合过去一年半工作中，因按期分红，红利丰厚，故社务有很大发展。第一期分红利润为百分之七百二十；今年三月二期分红，利润为百分之三百五十；第三期（由三月至八月底）社员总数已达四千八百六十九人，股金总额为为四零五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二元”（《解放日报》1944年9月5日）。为促进扩大业务发展，张协和还专门为妇女合作社在“市场沟”入口右侧第一家，设计、建造了延安第一个正式的零售商业二层营业楼。

当年，由林伯渠题写匾额的“延安新市场”入口右侧第一家为妇女合作社建设二层营业楼的位置 Y103

张协和1945年投资大众合作社的投股分红记录B2-25-2

    上图显示：1945年1月7日，张协和投资大众合作社时的本金为15000元，半年后计得红利为15600元，到7月21日，他将本金与红利总额总计30600元支取，投资半年的红利超过了百分之百，除去通货膨胀因素，收益部分还是相当可观的。

    1944年，边区的信用型、生产型、消费型及其他各类合作社发展到691个。其中，集股借贷、调剂农村金融的信用型合作社在摸索了多年后，发展到30余家，资金达到5亿多元。边区的老百姓、个体商号，公有制单位的党政机关、学校、军队、企业及公职人员广泛参与，甚至连以抚育儿童为主要工作的延安保育院，也都积极参与了合作化投资经营的活动：

    “1.保育院与安塞白老汉合作豆腐坊，由公家出原料，白老汉一家出力，由自营时每升豆子出五斤豆腐增加六成到了八斤。
    2. 造纸厂原与私人合作在旧城东门开门市，保育院入股60万元，苗化田等四人身份折相等价股金，双方对半分红。
    3.与当地群众进行粉坊与农业双重合作，保育院出高粱二十石作股，艾、常二人以人作股，作粉与耕种，双方五五对四五分红。
    4.合作运输合作社，她们以自用的6头毛驴为投资，与杨家岭德盛合磨坊合股经营，收到良好效果。”

    上述事迹，《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4日以《保育院与群众合作发展手工业生产十余种》为专题进行了报导，毛主席称这一运动是“生产方式的改革”。

    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于昨日下午三时，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出席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在致欢迎词后，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业务等，作了极其有力生动的讲话。…毛主席指出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进行多种所有制融合的广泛带有融、投资性质的经营活动，其一系列经济政策改革的发起与探索，也多以公有制单位各级人员为先导，他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对国家经济的管理，尤其是40年后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全面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成功实践的良好范例。

    延安时期创办的调剂农村金融资金的信用类合作社，就是解放后各级农村信用社和改革开放后各个城市银行与各地农商银行的前身。

解放初延安新市场入口右侧的边区妇女合作社二层营业楼Y9

    延安的“市场沟”与商铺字号

张协和为其他单位提供的生产新式饼干的配方B3

    1938年，11月20日，日军对延安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边区政府决定抽调3万元专款重新建立商业中心点。“延安新市场”地址选在孤魂沟，在一年多时间里，此地逐渐形成了一条长2～3里经济活跃的商业中心街，它就是与延安“文化沟”齐名的“市场沟”。沟口石门横匾上是林泊渠题写的“延安新市场”，大门两边柱子上是由毛泽东撰写，郭化若代为题写的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解放初期，横匾已没有了，两边柱子与题词还在。

张协和为边区妇女合作社设计的市场沟二层营业楼建筑详细尺寸图  T26

    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市场沟商业铺面由123家发展到300多家。市场沟入口右侧第一家商铺就是由张协和设计并组织建设的“边区妇女合作社”二层营业楼。该楼资金来源于边区财政厅、建设厅与物资局的90万元股金的两期分红共600万元。营业楼面积虽然不大，但在当年极少有楼房的延安却是很少见的，这是延安第一个用于零售商业的二层楼房。在新楼开业一年半中，其销售额达了到2000多万元。在解放初期拍摄的市场沟入口的妇女合作社营业楼照片中，连二楼中间后追加的小旗杆都还与当年张协和的原始设计建筑图一模一样，与新纪念

    馆的场景相差甚远。

    最兴盛时期的“边区妇女合作社”有社员（股东）4869人，工作人员600余人，下设有门市部、生产部、缝纫部、妇幼卫生部、骡马店、食品部等。其食品部主要出产新式点心、蛋糕、核桃酥、饼干与火腿、腊肉、酱菜等，这些新式食品都是延安过去没有见过的，所以深受边区各界人士欢迎，在改善人们食品结构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供人愉悦享受。

    1940年时，延安物质曾极度缺乏，通过调整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组织实施了两年的大生产运动，到了1943年，边区物质条件便有了极大改善，市场流通领域也变的很活跃。到了1944年，延安公、私营各种字号的商铺总数达到四、五百家，其中私人商号的数量是公营商号数量的十几倍，其资本金也达到公营商号的近两倍，私人性质的商业字号已占据延安商品流通业的主导地位。

    “ 延安市商业调查表1944年
    一、公营商店                               二、私营商店

    营业类别   家数     资本     百分比        营业类别    家数     资本      百分比
    什货        27     8097万    60.25         什货        235    22980万      59
    行栈         4     2550万    18.97         行栈         9      3080万      14
    药铺         2     1710万    12.70         饭铺        24       220万       1
    文具         1      400万     2.98         五金行       4      2420万       4
    作坊         2      600万      4.5         药店         4       880万      11
    其他         1       80万     0.59         文具行       5       660万       3
    合计        37    13437万      100         作坊         93     1540万       7
                                            其他        27       220万       1
    合计        401    22000万      100 ”
    ——摘自：1948年2月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

光华商店购长连纸发票T507-1

大众合作社购钢笔发票T507-2

大众合作社购书发票 T508-1

新华书店购书发票T509-5

新华化学厂购硫酸纳发票 T513

新亚号购钢笔发票T507-4

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购书发票T508-2

新华书店购书发票T509-4

    张协和少年离家时其父曾嘱：“你为人正直光明，但社会复杂，以后凡事要留有字据”。他谨遵父训，遂成习惯，又由习惯变为爱好，故收藏有大量历史资料与实物。他留存的数十张延安当时公有制单位与私人商家的各式发票及收据中，有铅印、油印、手写等多种方式，不但非常规整而且均有盖章、签字或手印表示确认。内容从买派克自动铅笔、钢笔、购书、买纸、购粮食、采购布匹及化工原料，到牙科门诊、买骡马、购草料、钉马掌、购骡马药、买缰绳…，涵盖了边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总体上不仅可以看出延安当时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与市场管理秩序，也反映出当时边区社会真实准确的生活与物价水平。

门诊部牙科收据 T506-2

鸿泰号寄售部购书发票  T509-7

鸿泰号文具店购书发票  T509-6

大众合作社购钢笔发票T507-5

延安西北商店购布匹发票T510-4

新华书店购书发票T509-3

大众合作社购书发票T509-8

购哔叽料子发票 T510-6

购安兰布发票T510-2

购粗皮缰绳收据T512-16

钉马掌收据  0512-15

购驴药的收据 T512-9

万泰店购牲口草料收据 T512-2

大众合作社购派克自动铅笔发票T507-3

西北商店购布匹发票 T510-5

华北书店购图书发票  T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