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皖西)第二十八军(以下简称红二十八军)是在鄂豫皖苏区诞生且在安徽省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境内(以下简称立煌(现金寨))重建、成长、发展和壮大的第十支主力红军队伍和第二支具有军级建制的红色武装。经过三次组建、重建和再建(其中两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均被编入红二十五军),这支威武之师长期转战于皖西北主战场立煌(现金寨)的周边地区,并和兄弟部队的战友们携手并肩,协同作战,走上了漫长的艰难坎坷历史征程,历经艰苦卓绝的三年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代成为雄据祖国西北的战狼,千锤百炼、屡建奇功。毛泽东同志曾赞扬:“红二十八军很不容易”。“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组建重建坎坷艰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苏区遂沦为敌占区。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2月召开由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负责人刘士奇、郭述申、沈泽民、吴焕先等同志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成立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恢复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并组建皖西红二十八军,以集中力量反击国民党军的反复“围剿”,坚持开展皖西北游击战争,让大别山的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
第一次组建 为贯彻中共鄂豫皖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精神,红二十八军于1933年1月在湖北省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组建,以红二十五军第221团和特务营为基础,不足2000人。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此次组建后的当年5月即编入红二十五军。
第二次重建 红二十八军第一次组建后的1933年春,该军的一部留在皖西,其主力即转战至鄂东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并整编为红二十五军第73师,留在皖西的部队和部分游击队则组成红二十八军第82师(此次红82师的新组建地就在立煌(现金寨)的汤家汇)。10月,红二十五军第74师部分部队返回皖西,与红二十八军第82师会合。中共皖西北道委此时决定,在立煌(现金寨)南溪吕家大院第二次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下辖第82师、第84师,第一、二、三路游击师和两个游击队及洪家大山、赤南两个战斗营。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部先设在立煌(现金寨)吕家大院,后设立煌(现金寨)熊家河,成为指挥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堡垒。 此时, 立煌(现金寨)已成为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主要战场,中共皖西北道委长期设立于其境内,且始终保存着苏区县一级领导机关,是红二十八军领导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后勤保障地。
1934年春,红二十五军到皖西,第二次重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于10月旋被再次编入为红二十五军。
第三次再建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西征川陕后,中共皖西北道委在立煌(现金寨)的熊家河召开会议,决定将皖西北分散的红军集中整编,组成红218团。1935年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信精神,决定留在苏区的部队与鄂东北独立团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今属安徽省岳西县河图镇)汪胡氏宗祠再次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由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任政治委员。下辖第82师和手枪团,共1000余人。此次再建的红二十八军,其主力是以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而红218团则组建于熊家河地区。另外,立煌(现金寨)境内的三个游击师,也先后整建制地编入第三次再建的红二十八军。
敌后游击艰苦卓绝
鄂豫皖边游击区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临长江,北连淮河,且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敌后较大的一块游击区,其活动区域曾扩大到45个县,亦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初,红二十八军首次组建后,即由湖北麻城开赴皖西北,先后在立煌(现金寨)境内的狗迹岭、胭脂坳、悬剑山、银山畈、小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军围剿部队展开激烈战斗。门坎山阻击战中,红二十八军军政委王平章壮烈牺牲。1933年10月第二次在立煌(现金寨)境内重建后,又在狗迹岭、铁炉冲、古碑冲等战斗中率先制胜。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军长徐海东在南溪吕家大院制定了“不打消耗战,积极向外线游击”的游击战术方针,抽调精干人员,独创了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组织,迂回行动,出奇制胜,大大掌握了游击战争的主动权,开创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便衣队三结合的游击战争新模式。1934年3月,部队在葛藤山遭到敌两个旅的突袭且火力极猛。徐海东命令主力迂回至敌人后侧,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激战1个多小时将该敌大部歼灭,毙伤俘敌1600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战是红二十八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紧接着,徐海东又以商城为中心,指挥红二十八军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根据地恢复和扩大到东西270余公里、南北100多公里的范围,部队由2000余人增加到3200余人。
红二十八军第三次再建后,军政委高敬亭即率部返回赤城、赤南根据地的立煌(现金寨)境内,在此范围内积极寻找战机,迂回作战。军部及保卫局、造枪局、红军医院、被服厂等机关亦设在熊家河一带。
1935年3月5日,当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红244团在金寨汇合时,敌194旅622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在其后的熊家河破碉堡、鸡冠石阻击战、桃树岭歼灭战等战斗中均取得重大胜利,威震鄂豫皖边区。之后又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3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96旅213团1个营,奇袭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高敬亭部还以岳西县鹞落坪为基点,组织了界岭、桃岭、冶溪河、寺前河、妙道山等多次战斗,创建了舒霍潜边区苏维埃政府,新设立了红军小学、红军医院、枪械服装厂等。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穿梭于平原丘陵,高山密林,三次往返平汉路,战斗触及到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等地,武汉和开封为之震动。
战功卓著永留青史。
在纪念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胜利9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红二十八军的卓著战功和历史地位作一评价。
红二十八军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大别山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自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失去固定根据地后,红二十八军初次组建时只有不足2000人,国民党军则长期保持着50个团的兵力对其进行“围剿”,敌我军兵力比约为25:1。这支英雄劲旅转战于鄂豫皖三省边区的45个县,与敌发生大小战斗243次,牵制敌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前后歼敌18个营又15个连和大量民团武装,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
此期间,红28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43位,其中金寨籍干部就有6位。建国后,从红二十八军中走出的金寨籍开国将军共8位、省军级领导干部20多位,中将林维先生前被毛泽东赞誉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
红二十八之所以能坚持在大别山并最终走向胜利,主要依靠红军指战员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大别山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
红二十八军在坚守鄂豫皖苏区同时,掩护和策应了主力部队转移并减轻了反动势力对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清剿压力。在极其艰难的敌后游击战争中,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锻炼了党的领导水平,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丰富了人民军队的斗争艺术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同时,在大别山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为迎接革命新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亦为抗日战争的到来聚集了有生力量和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准备。
东进抗日群士气大震
硝烟弥漫的1938年,全面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熊熊点燃。 按照国共两党改编协议要求,这年2月中旬,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鄂东北独立团、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的七里坪(以下略称七里坪)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下辖第7团、第9团、手枪团和一个直属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未到职,由戴委英接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新四军第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主席,戴季英为副主席,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为委员。
四支队于3月上旬由七里坪开赴立煌(现金寨)流波镇集结整训。参加此次集结整训的另有诞生于1936年1月的鄂豫边、豫南的桐柏山红军游击队(豫南抗日独立团),该部先由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集中,又在河南省信阳县邢集东塞门外会合,经商城来到流波镇。 两只抗日劲旅在流波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完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最后组建,吹响了东进抗日的嘹亮号角。流波镇集结会师的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在新四军的4个支队中,唯一地处长江以北地区,且兵员占百分之三十六,长短枪占百分之38.4,轻机枪占百分之62.5。是当时新四军人数最多、武器最强的一个支队。
当时的全国形势是:日机袭击武汉,津浦线日军分两端向徐州推进,兖州日军亦向济宁进犯,且已突破淮河屏障,定远、蚌埠相继失守,战火已燃烧到江淮大地。同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至六安。因此,四支队的改编和集结会师更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有着一段十分艰难的策划、谈判和改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展现了红军指挥员的顽强斗志和政治智慧。
早于1937年7月13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等就在岳西县南田村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看到了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遂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如何适应当前形势发展、融入抗战洪流以及同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联合抗日谈判事宜。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参与和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代表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停战谈判的成功,标志着鄂豫皖边区内战结束共同抗日的开始。
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四支队获取了有关抗日战争的资料和文件用以组织将士们集中学习,如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发布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而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一·二九运动,则大大地激发了将士们的战斗热情,当得知在南京有数十万无辜的中国同胞被日寇残暴地杀害时,将士们更加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早日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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