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星》评价红星客观公允。评价毛泽东：“国共再度合作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开，毛泽东之地位乃更见重要，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属望之第二领袖”。并预料“不久将来，毛必为中枢重要人物也”。评价朱德：“惟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在朱德领导之下，参加西战场作战以来，捷报频传，其神出鬼没之游击战，使日军陷入极端困难之地位。”“今后之朱德，恐尚须加一‘民族英雄’之头衔也。”他认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为最活跃之人物，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国共再度合作，周之地位，更为重要”。他指出方志敏是“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者，曾任红军第十军军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固亦独霸一方之红军英雄也”。他强调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和赵世炎、李立三“被称为共党三杰”。“其为人刻苦耐劳，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观察一切，异常正确，而办事手腕，尤有斯达林之风”。如此中肯，对读者全面了解红星极有助益。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的红星》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再版时担任评注工作的李教授指出：将当时还健在的邵式平、李立三列入“过去的红星”中，显然不妥。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等，陈毅被误为叶剑英。还有将向忠发、王明、张国焘列入中国的红星，也很不恰当。他们三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但我们不能苛求于林轶青先生，更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对待。

    寻找作者

    对编著者林轶青的身世，李教授曾做过反复考证，但至今仍不知其为何方神仙？可能是上海的出版商林轶成，但也只是推测。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热爱和敬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之有红军，前后不过十年历史，但红星之活动，则已近有二十年之久。”可见，他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早期领导人统称为“红星”，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统称为“红星之活动”。崇敬之情，跃然纸上。

    为什么要编著这本书呢？林轶青坦言：“此辈红星身世，各各不同，或则出身富豪之家，或则贫无立锥之地，然既经献身革命，则为主义而奋斗牺牲之精神，殆皆一致”。虽然各位红星结果不尽相同，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还在英勇奋斗，但他们的革命精神都值得传扬，“尤足资为谈助”。然而，在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时期虽牺牲者颇不在少，“复因‘共产’二字，悬为例禁，书报刊物，检查綦严，故虽奋斗至勇，死事至烈，亦莫由漏泄于外。此辈皆一时俊彦，若听其身世湮没不彰，未免可惜。况禁之愈深，则欲知之心愈切。”现在，国共两党，已尽捐前隙，携手合作，同为复兴民族而努力。因此，全国广大民众，“今日翘首延踵”，更都迫切希望知道“此辈红星身世”。为“不侫追念过去，既珍国土，弥怀先烈，实不忍听其此辈毕生奋斗之红星，及身而没，英名不彰于世。”情真意切的语言，鲜明地反映了编著者的家国情怀。

    “我们很想知道更多有关林先生的信息，但由于《中国的红星》出版后不久就销声匿迹，林轶青亦湮没于民间，终于成为不可能。”李良明教授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林先生或他的同事、后人得知，尘封了80余年的《中国的红星》己经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将是多大的慰藉啊！我们真诚地借贵报一角，希望知情人提供寻找作者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