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军部、九师和教导团在半年内先后6次转战咸丰，成功收编2支土著武装和700余名黑洞神兵，招收200余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扩大了红军队伍，并通过下放红军干部和留置红军伤病员，创建了黑洞苏区。

    12月上旬，红三军军部及九师、教导团与红七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分兵活动后于恩施石灰窑会师，并乘敌军清剿间歇休整数日。休整期间，中央分局就会合后的红三军下步行动方针进行谈话，形成了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今属重庆，下同）发展、创造新根据地意向。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红三军转战咸丰，19日在大村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史称“大村会议”，正式决定红三军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造新根据地。此后，红三军转战川东，进而南下黔东北，着手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到1934年上半年，开辟包括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之后随着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的召开，红三军在千难万险的征途中转危为安，不断开创革命事业新局面。

    红三军艰苦转战湘鄂边期间，在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中，又遭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之殃，一批红军精英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据史料记载，在湘鄂边肃反中，有500余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被错杀，使红三军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令人痛心疾首，这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上极其悲壮的一页。“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