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长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从上述寥寥几行的字里行间中，可以穿透厚重的历史，看到长征的艰难和悲壮，沉重与遥远。在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溯这渐行渐远的革命岁月，重温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演绎成的一行行豪迈诗行。

    1931年1月，通过党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为首新的左倾派别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实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1931年11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1932年10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等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处理，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特别是1933年上海的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后，更使“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临近各根据地进一步贯彻执行。由于排挤了毛泽东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1934年1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以致1933年10月，蒋介石以一百万兵力，举行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信赖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太上皇的身份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1年时间也没有能击破敌人的围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受了“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除了刘志丹所领导的陕北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于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由于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辗转三个月，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连续突破了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但是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红军。进入贵州前后，中央红军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候场会议等三次重要中央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西南，到敌人薄弱的贵州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到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中央红军一路向着贵州西北进军，经过黄平，渡过乌江，达到遵义。毛泽东首先得到王稼祥的支持，还有洛甫（张闻天）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林彪曾经为李德写过一篇鼓吹“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所以表现有点模棱两可。在争论过程中，毛泽东说服了中央很多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主张，这样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直接的准备，党内军内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在1935年1月，经过不断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其中要提到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党的很多问题都受共产国际的指示。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不幸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向忠发和顾顺章等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叛变，人员和电讯器材损失殆尽。因此，在长征途中，党中央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这在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条件。在遵义会议上除了博古和凯丰反对之外，林彪没有发言，大多数同志都积极拥护，遵义会议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只纠正军事路线错误，没有纠正政治路线，这是由于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

    会议之后从土城战斗，一渡赤水河，红军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村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洛甫代替博古做了总书记（扎西会议）。随后二渡赤水，由于打鼓新场的战役问题，行军到苟坝（今贵州金沙县境内），只持有一张反对票的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掉了（苟坝会议）。“打鼓新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毛泽东提出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建议，得到一直通过，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作战。毛周合作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个领导班子的率领下，红军找到了出路，走向了胜利。从那个时候一直到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在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指挥不行，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上，严厉批判了林彪，留下了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长征途中复出掌权的毛泽东，最先写出的不是笔下的诗词，而是“四渡赤水”这一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他自认为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1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离开遵义，1月20日翻越娄山关，取道桐梓、松坎，向赤水挺进，由于青杠坡战斗和永宁战斗的失利，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及时摆脱了敌人，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打算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蒋介石在长江沿岸集结重兵，处处设防，红军遇到障碍，经过苦战，只得改变会师计划。2月12日，中央红军突然抛开川军，由云南的扎西（威信）回师贵州，转头东进，19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史称“二渡赤水”。

    2月25日红军重占桐梓，当日晚由北面进迫娄山关，二次袭取娄山关一战，维系着红军的生死命脉。红军是拂晓时分开始向这座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打响战斗的，经过反复的冲锋，来往的肉搏，一直到傍晚，才把敌人完全击溃，占领了娄山关关口。同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残留的硝烟似乎还轻抚着山坡上的血迹。登上娄山关的毛泽东，由于长征以来一直败仗连连的局势，以及渡过长江会师建立苏区根据地战略任务受到挫折，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同时由于娄山关战斗使革命出现转机，这一仗胜利之后意义重大，多种心情激动而错综交织着，使毛泽东吟哦出了描写这次攻克娄山关战斗的一首词：

    忆秦娥·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二月
    毛泽东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发表时未署名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时，署名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忆秦娥：词牌名。小令，双调，46字。始见于宋黄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题李白作，因该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故名《忆秦娥》。上下片各四韵，其中的三字句是叠韵，为上句末三字的重复。娄山关：关隘名，位于贵州遵义县城北60公里娄山的最高峰上，万峰插天，形势极为险要，是防守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的重要关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词中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红军第二次跨越娄山关与敌人发生激战的情景，赞颂了红军不畏艰险夺取胜利的豪迈气概和英雄精神。词的写作背景从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一段600多字的文字可以帮助清楚理解其含义，那是1962年《人民文学》准备在5月号发表毛泽东词六首，郭沫若应约于5月1日撰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5月9日，郭沫若将文章的清样送毛泽东审改。毛泽东阅后将这篇文章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段话全部删去，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了一段长达600多字的文字。这首词上片写早晨经桐梓向娄山关进发，下片写黄昏正准备向娄山关进攻，这正是1935年2月25日一天的事情。

    这首词作以写景起，以写景结，含蓄蕴藉，富有历史的沉重感和英雄史诗般的格调。景色优美，境界开阔，意境深远，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写战前的凝重、战后的悲壮，在古今战争诗中都是少见的杰作。重领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是只有悲壮战后的统帅才有的特殊感觉。娄山关战斗后，2月28日重新占领遵义，歼灭王家烈部两个师，击溃国民党中央军两师增援部队，获得了遵义会议以后第一个大胜利，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侧面揭示了战斗的激烈情景，还预示了未来的道路更长，更艰苦，需要全体红军战士勇敢地去迎接新的战斗，从头越过难关。而且由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苏区新根据地受挫，词中却蕴涵着要从头部署长征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