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互掷石子,玩打仗游戏;打架时,他虽然身材瘦小,但是面对体格高大的对手从不畏惧,敢于和强手硬拼,而且常常是获胜的一方;他喜欢骑马,且不用马鞍,纵身而上,拉着马鬃便能任意驰骋;和伙伴们嬉玩,将手指放嘴里一吹就能集合众友,发号施令……他的这些“才能”,都在同伴中展露无遗,令其叹服。可以说,旷继勋这种从小练就的超人胆识和领导指挥能力,对他以后的带兵行军打仗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
除了男孩天生爱动爱玩的秉性,旷继勋还勤奋好学。因为生计所迫,读了几年私学后,便和父亲背药赶场(每五天要赶思南及周边邵家桥、孙家坝、赵家坝4个场),一起担负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在串乡摆摊卖药间隙,他也坚持看书朗读,并在父亲的督导下每天至少练写核桃字(一种笔力坚实的字体)一篇,从不间断(他的字刚劲有力,大河坝区桃子垭庙塘湾亢士昌家,一直到解放前几年都还保存着旷继勋为他家书写的神龛“天地国亲师位”6个大字)。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阅历的丰富,再加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建立北洋军阀的影响,旷继勋从周围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悟出了一些积极的思想。他不再满足背药赶场、摆摊卖药的现状,觉得没有意思,常常萌发出想为贫苦人民做一番有益事业的念头。
二、军队的锻造和进步思想的影响,旷继勋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产生裂变,懂得了如何为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道理,并于1926年底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转眼到了1916年(民国5年),有思南人苏少波、思南文家店人罗炳坤从重庆回到思南,说是奉孙中山先生之委托,到家乡招募义勇军入川,反对袁世凯称帝,要再造共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19岁的旷继勋和千名思南血性男儿一起,于当年5月(旧历5月下旬)登上木船,顺乌江而下,离开故乡思南,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旷继勋入川,随友人一起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投身民主革命。后在川军赖心辉部当下等兵。由于他良好的身体素质基础,加之能刻苦学习军事技术,作战机智勇敢,20岁时就从下等兵逐级升为连长,然后又很快升为营长、团长。1925年6月,旷继勋所在的旅部脱离赖心辉改隶黄隐时任旅长,归四川督理杨森指挥。不久,杨森在统一四川之战中,被邓锡侯、田颂尧等联军击败。旷继勋所在的旅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并担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后来江防军缩编,原第二师改编为第七混成旅,第四旅编为第二团,旷继勋由旅长降为团长,驻防彭县、崇宁一带。于是彭县这个地方,成为他另外一个人生的起点。
在此期间,旷继勋的好友、军医王文鼎在武汉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后回到部队,给旷继勋、刘丹午(国民党江防军左派,第三旅旅长,倾向进步,曾是旷继勋上级)等人讲述了广州的革命形势,并把带回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给予他们阅读。旷继勋深受鼓舞,更为急切地盼望早日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当王文鼎把广东黄埔军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告诉他们时,旷继勋便和王文鼎等进步官佐积极倡导,于1925年冬,在部队建立了军队中的进步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这个组织表面是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暗中却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和讨论时事政治。旷继勋被推选为执委,分管财政。随即,执委会派监察委员会钟克容(营长)和孙青松二人赴广东接头。临行时,旷继勋暗交一信与钟克容,到广州找寻党组织,请共产党派人来领导部队和“分会”。此间,旷继勋还和驻地的彭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琴,彭中校长、共产党员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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