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白洋淀属冀中四分区、四地委（1940年7月改为九分区、九地委）领导。位于安新、高阳、任丘、雄县境内，由99个大小淀泊和3700多条壕沟组成，水域面积366平方公里，汇合唐河、潴龙河经大清河流入海河，是津保航道的重要枢纽。淀内水域广阔，地形复杂，芦苇茂密，沟汊纵横，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成为日寇占领区。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引起了四（九）地委书记吴立人等领导的高度重视。

    1939年9月，吴立人担任冀中四地委（后改为九地委）书记兼游击总队政委。根據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五十期71页记载：“1939年9月，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社会部长侯玉田、四地委书记吴健民、二地委代书记孙铭等同志赴冀西北方分局，准备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四地委组织部长吴立人任四地委书记，二地委组织部长金城任二地委书记。”

    在残酷的环境中，吴立人在博野县莲子口主持召开了县级以上干部会议，史稱“蓮子囗會議”，這是在冀中九分區抗戰史上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根據區黨委和軍區領導指示，通過對毛澤東游擊戰爭思想的學習，分析了敌情，總結了經驗，会议决定利用白洋淀和蘆葦蕩天然屏障，開僻、組織、發展水上游擊戰爭，這次會議决定指派县委书记侯卓夫、县长魏明回安新县推動和开展水上游擊斗爭工作，建立各区党政组织和抗日武装。同时派十八团第三营和二十四团等武装部队帮助白洋淀人民重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9月，正式成立了区游击小队和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和锄奸团。据《晋察冀边区交通史》（刘树仁主编；张新兰等编写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第65页）记载：“安新县委书记侯卓夫遵照区委指示，指派三区区委书记徐建和区长李刚义主持，在大张庄召开会议，将大张庄、郭里口、王家寨等村30多户渔民猎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初建时，有队员30余人，由陈万任队长，使用的武器、工具是渔户自家使用的20副“鹰排”（打水禽用的一种小船）和40余支‘大抬杆’（打野禽用的大型土枪)。队员们为防止枪膛内的火药被水打湿，在每支枪的信口（点火处）都插上一根雁翎，自然形成一种特有标志，因此被称为‘雁翎队’。

    雁翎队在四（九）分区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充分利用淀泊的地形地物，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水上游击战，伏击、袭击水区的日伪军，捉拿汉奸，配合了主力作战，成为白洋淀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屡建水上奇功，使敌人大为震惊。

    与此同時根據地委指示，安新县基干队与故城县三十二大队合并，改为三十三大队，成为白洋淀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白洋淀水区的三区小队与雁翎队同时活跃在东起赵北口，西到宋庄，南到马庄，北到留通等三十六个村庄。成为日寇闻风丧胆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在四分区的领导下，成立了白洋淀水区即三区和三小隊。区委书记徐建，区长刘刚，三小队队长郑少臣，指导员槐泽民。充分利用淀泊的地形地物，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开展水上游击战，伏击、袭击水区的日伪军，捉拿汉奸，配合了主力作战，成为白洋淀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屡建水上奇功，使敌人大为震惊。

    据马辉之《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五辑之（《白洋淀的革命斗争》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01月第1版,第61页）一文回忆：“敌人占领安新不久，就调来了大批汽船，并补充了一部分伪军。这些敌人经常坐小汽船击渔村抢劫财物。县委指示雁翎队开展伏击战，打击敌人的气焰。一九三九年秋季的一天，赵北口的伪军二十多人坐汽船到安新去了。雁翎队决定在敌船返回赵北口时打它的伏击。伏击地点选择在下张庄以西，李庄子以东的河道上。雁翎队分两组埋伏在河道两边的苇丛中。下午3点，敌船进入了雁翎队的伏击圈，大抬杆把敌船打转了过儿。这次战斗，打死敌人20多名，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4箱、机枪1挺，俘虜鬼子两名。战斗结束后，雁翎队在寨南召开了庆功大会，抗日军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为了镇压汉奸，伪军的反动气焰，冀中军区四分区奖给雁翎队一面锦旗，上书：“碧波淀中英雄队”。

    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我党实行“一元化领导”，吴立人兼任九分区政委。在冀中史称“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九分区”，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里的人民群众；開展水上游擊戰，在一望無際的淀區水域和蘆葦蕩里與日偽軍周旋。特别是在“五?一”大扫荡的残酷岁月，地委书记兼九分区政委吴立人始终与冀中人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据建国后曾任北京市人事局局长的齐岩著《夕下拾零》（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第46页）写道：“（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以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不像以往敌人的“扫荡”几天就过去了，现在是到处安据点，修岗楼，看样子不是短时间的问题。我从肃宁县委那里得知，高阳的情况和肃宁差不多，也是到处修公路，炮楼，同时到处“清剿”……。在高阳活动了一段，听高阳县委说地委机关在白洋淀，因为自从在饶阳分散后我也在打听冀中机关的消息，于是我到了白洋淀。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做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通过九地委的一条交通线可以护送同志们到平汉路西去。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彤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彤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遵照冀中区党委的指示，因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组织机构要短小精干，干部要精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部大部分去路西或赴延安学习，有的暂时回家隐蔽以待时机，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群众团体合并为抗联，工、农，妇各设一部长。当时我若要求去路西，组织上会护送我过路的，但是自己舍不得离开冀中，我毕竟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战斗在这里，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地委书记吴立人问我是走、是留，我说：“不走了，就在这里干下去，活是故乡的人，死是故乡的鬼。”吴立人同志欣然应允说：“好，咱们一块干!”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家乡的土地上坚持到抗战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