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寨人民体现的崇高精神

    金寨人民铸就了以“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为主要内涵的大别山精神。突出表现了金寨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拼搏、特别有机智、特别严律己”的特质红色精神。

    坚贞忠诚：体现了大别山人民最核心的思想品质。

    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的詹谷堂 ,入党时，就写下了：漫天撒下革命种,试看将来爆发时。1929年8月被捕后，敌人为了摧垮他的意志，对他实施了各种酷讯，还用铁丝穿过他的胳膊拉着他3游街、5次陪斩，但他坚强不屈，多次挺起胸膛，高呼“共产党万岁”。敌人问他为什么要干共产党？，他痛斥敌人说：为了消灭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敌人审问他有多少共产党，他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共产党，杀了我詹谷堂,灭不了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毅然用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写下“共产党万岁”5个大字。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是无比的坚定，对共产党是无比的忠诚！

    1929年10月（农历八九月），由共产党员、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罗银青 ，以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群众喜爱的“八段锦”民歌曲调，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曲调优美、动听，歌词直抒胸臆和情感。内容上，体现了广大工农都来“跟着共产党打出新世界”的追求。

    刘仁辅，1930年8月，在反敌人“清剿”战斗中，他子弹打光后，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在昏迷中落入敌手。敌人将他带国民党六安县政府，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和残害，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痛斥敌人：“我们共产党人不为名誉地位，不图升官发财，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为的是天下穷苦人民得解放！我们可以舍得一切，甘愿献出一切！”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残暴地用铁钉将他四肢钉在六安南城门上示众。

    桂伯炎，1931年9月，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罪名逮捕，在牺牲前，六区很多人民前去看望他。桂伯炎说：“同志们不要悲伤，革命总要有牺牲，杀了我桂伯炎，革命还是要成功的，要经得住各种考验。”

    李梯云，曾担任中共商南临时县委书记、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委员，商城县委书记、鄂豫皖边区特委委员，红32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5月2日，在安徽金寨后畈狮子垴与六安反动民团作战，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不幸被敌弹击中腹部，肠子流出，他以惊人的毅力捂住伤口，继续指挥，直至战斗结束。由于伤势严重，转移到李集医院，经抢救无效，当晚在李集小街牺牲。   

    张国焘大肆进行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和忠贞的红军指战员和革命干部，但没有动摇苏区人民坚定革命的信心，苏区人民喊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坚决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张国焘叛变革命，没有带走一兵一卒。

    立夏节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红32师师长周维炯，由于反对张国焘“左”倾冒险计划而遭诬陷。1931年9 月，这位年仅24 岁的红军将领，被张国焘以“反革命”、“改组派”、“AB 团”等莫须有罪名逮捕，10月被杀害于河南光山新集（今新县），年仅23岁。

    桂伯炎在即将杀害他时说：“同志们不要悲伤，革命总要有牺牲，杀了我桂伯炎，革命还是要成功的，要经得住各种考验。”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斗。

    徐向前回忆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元帅回忆录》，108—109页。）其中金寨籍被错杀的道、师级干部23人，县团级干部98人，已查出姓名的干部战士1300多人。

    徐向前回忆说：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计数。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1932年7月，红25军在霍邱保卫战中，与敌人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浴血拼杀，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枪托砸、用牙咬。有的为了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把武器砸坏、不让敌人得去，有的负伤被俘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高唱《国际歌》，宁死不屈。

    红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师的话务员廖业红，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被国民党14军42师俘虏。师长陈玉阶看她仍是个孩子，满脸稚气、端庄秀丽，只是随便询问了一下，便把她留在师部卫生队，要她学医，未来给本身当护士。陈玉阶的妻子也姓廖，叫廖华琼，是少校军医。她见廖业红脾气暖和、四肢举动麻利，便把她留在本身身边，一面当勤务、一面教她学医，并要廖业红叫她叫姑姑。

    但廖业红并没有享受安逸生活，而是把从陈玉阶那里听到的敌42师要围攻大孤山的重要情报通过一个老药农送了出去。大孤山是鄂豫皖省委机关所在地，又是红军后方弹药、给养储蓄的处所。后来陈玉阶发现廖业红窃探军事秘密送给红军，就将廖业红残酷杀害了。廖业红年仅15岁。

    红四方面军中有一个叫郑义斋 的红管家，大别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川陕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厂长，1936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后参加西征。妻子杨文局是工行银行保管科长。1937年1月，西路军惨败，他和妻子保管了西路军的经费——一袋金子。为了不被敌人抢夺，郑义斋带领警卫员将敌人引开，壮烈牺牲，他的妻子突围，保存了革命经费。

    西路军中有个老红军徐立贤，所在的红9军在与“二马”战斗中，几乎全军覆灭。徐立贤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被俘，在甘肃关押1年多。

    1938年，马步芳从甘肃被俘西路军红军中挑选出17至25岁的年轻战士400余人，押解到青海省循化撒拉自治县赞卜乎村被迫从事伐木、垦荒、修路、建房等苦役达8年之久。徐立贤曾回忆说：刚到集中营时，马家军害怕西路军红军逃跑，晚上脱光衣服，用绳子连环捆绑起来，还是有战士冒死出逃，不是跌落悬崖或坠落黄河，就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徐立贤也曾和战友一起出逃，由于不熟悉地形，被敌人抓回受尽酷刑。在马家军的刺刀和枪口下顽强挣扎，艰苦劳动，马家军不顾西路军红军的死活，没有任何后勤和物资给养。西路军红军连衣服和鞋子都没有，只能以羊皮代替衣服，脚上流脓流血，每天吃糠咽菜，食不果腹。在令人绝望的环境下，西路军红军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和使命，在修建清真寺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五角星”、“镰刀”、“斧头”等象征红军革命寓意的图案和文字刻入烧制的砖瓦中，并放在大殿正屋梁或墙体上，历经风雨清洗，至今清晰可见，熠熠生辉。这些西路军红军，虽然身陷囹圄，身不由己，身受苦役，但是，他们信仰坚定，赤胆忠心，红心向党。

    斑竹园漆先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牛食畈党小组成立，被选任为组长。立夏节起义时，他率领乡农会武装一举攻取了佛堂坳民团。红军11军第32师成立时，他任师部副官主任。1930年3月，任红1军第2师第5团团长，1931年1月中旬，任红4军12师参谋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1931年秋，红军攻打霍邱时，因敌强我弱，我军进攻失利。他率领300多名战士且战且退，退至吴阳集时，不料又遭敌追兵重重包围，他断然命令300多名战士组织突围，自己则率领警卫班予以掩护。不幸身负重伤，遂隐蔽于一草堆里。不料被伪甲长张一舟告密，遭敌逮捕。敌人得知他就是红军猛将漆先科，如获至宝，妄图迫使他投降。但是，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丝毫没能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敌人束手无策，便下了毒手。

    在刑场上，漆先科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惨绝人寰的酷刑下，仍然毫无惧色，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在这铮铮铁汉面前，敌人吓得发抖。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然将漆先科乱刀割死，时年29岁。

    红25军的誓言是：“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我们要的当然是共产党！”。

    红25军，长征中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红25军始终坚持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到达陕北后，并没有受张国焘的影响动摇对党中央的信任。

    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始终体现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性质。金刚台女子排的铮铮誓言是：“山村岩洞是我房，青枝绿叶是我床，野菜葛根是我粮，共产党是我的新爹娘！”“一颗红心拿不出，头断血流不投降”。

    开国中将林维先，1933年任红82师师长，被打成改组派后，在公审大会上，全师战士为他求情，最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到苦工队当苦工。面对冤屈和困境，林维先始终对党坚信不疑，带着苦工队用扁担同敌人作战，最后重新得到组织的信任，又从战士开始起步，直到营长、团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皮旅为了保卫中原部队突出敌人围困，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创造了中原突围胜利的奇迹。

    牺牲奉献：体现了大别山人民的最伟大贡献。

    由于鄂豫皖根据地长期与敌人进行斗争，在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各种会剿、清剿、住剿、围剿达几十次，狂叫：“砍尽山中树，挖绝红军根”，“扫荡”、“清剿”时“见人就打，鸡犬不留”，“土掘三尺，石头过刀”，实行“三光”政策和五户连坐，十家联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无数无辜群众也遭殃受害，当时金寨境内有很多无人区、“万人坑”、“万人墓”，平时敌人也实行恐怖统治，随时捕杀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

    1929年7月，商城县反动头子顾敬之配合国民党湖北13师到南溪“会剿”，杀害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500余人。之后多次在商南横行，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以残忍好杀著名。用枪杀、刀砍、斧剁、分尸、火烧、活埋、“剥皮抽筋”等手段对待共产党员人和平民百姓，邑人称之为“顾屠夫”。在金寨汤家汇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

    斑竹园的农协会成员刘述典，被敌人杀害后，遗体被野狗拉走；李书铭烈士被敌民团杀害后，遗体被反动民团焚烧后抛撒入竹根河。

    有的是新婚夫妇。1929年，斑竹园的张公森烈士在新婚之夜被紧急召走，随后参加长岭关战斗，突围时牺牲，第二天只有烈士的血衣送到新娘的手中。

    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杀害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许多“杀人场”、“千人坑”、“万人墓”。在金家寨柳林湾被活埋和枪杀3500多人；在古碑冲月亮地一次被活埋、刀砍和枪杀900多人；在竹畈花园被杀害3000多人；在胭脂河坪被杀害1000多人，割革命者耳朵装7挑子；白沙河下楼房砍下革命者手指2麻袋。1932年7月---33年4月，金家寨地区被杀害基层干部、红军家属等3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牺牲的达2.5万人、在嘉陵江战役和攻打土门战役中牺牲近2万人、在四川百丈关战斗中牺牲1万余人、西路军牺牲1.6万余人。

    红25军在攻打七里坪中牺牲6000余人，在皖西北保卫战中牺牲近3000人。红25军转移后，在南溪后方医院的60多位伤病员及医护人员，被敌人全部杀害，护士张咏梅被活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金寨人民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1943年4月2日，日军侵入茅坪小街，将由庐江、舒城送往立煌县的200余名壮丁和过往商旅、当地群众共近600人赶至河滩上用刺刀捅死。

    日本侵略军于2日夜又侵入立煌县城金家寨，大肆烧杀淫掠，64名未及躲避的群众和两名邮政职工被杀死；20余名女中学生被奸污后集体杀害于留利坪；日本侵略军在石路岭捉住抗建中学学生江南山、黄宜耕等4人，命各自脱下衣服，用刺刀捅死。日本侵略军四处放火，从古碑冲到上码头老城10余公里长街一片火海，3日不绝，近2万间房屋和公私财物化为灰烬。安徽省地方银行藏在山沟里的近百箱银元被敌劫走，总共经济损失达法币100多亿元。

    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后，敌人再次对大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和“清剿”，又杀害了许多革命人民。

    李开文在1930年六霍起义后就参加赤卫队员，1932年参加红军在担架队里担任担架队员，已35岁了，这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他跟随红军部队转移，转移那天部队正好通过他家后面。他的妻子刚刚生了一个双胞胎，才16天，他的大儿子看到父亲后，拽着李开文的裤子哭着要父亲回家，李开文一脚将儿子踹开，头也没有回，跟随部队前进了。部队转移后，敌人搜查李开文，他的妻子为了躲避敌人，带着3个孩子，到大山里躲避，因为又饿又冻，一对双胞胎活活冻死。李开文在部队里抬担架，因为耳朵被炮弹震伤，改为炊事员，后来调中央特灶班为毛主席烧饭。1949年解放时，回到家乡，当了一个乡粮站站长，他兢兢业业、无私奉献，1956年又被评为劳模，进京受奖，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送给他一件大衣和一双皮鞋。后来大衣捐给了县博物馆，皮鞋送给了同村的残疾人刘拐子。李开文家为中国革命付出了重大代价，作出了无私奉献。

    1934年冬，在南溪挥旗山，红军战士张尚文抱着婴儿和十几个战友在敌人的围追下，他们跳入一个荷塘中利用枯死的荷叶作掩护，为了不暴露战友，将仅仅11个月大的婴儿按下水中，……

    1935年，金刚台妇女排里唯一的一位男同志老李，60多岁了，儿子当红军长征走了，老伴死了。妇女排冲散后，他和袁翠明排长，寻找史玉清、陈宜清等人，途中被敌人发现，老李为了掩护袁翠明被捕，敌人严刑拷问妇女排下落，他至死不说，最后被敌人破开肠肚、割下头颅，壮烈牺牲。

    1936年冬，在金刚台，妇女排战士张敏，在敌人搜山时，同样为了不暴露战友，用奶头活活捂死了出生才6天的婴儿。

    1932年10月，双河的儿童团大队长杜志强，被双河民团冯国梁抓住，敌人对他严刑逼供，敌人摧残已是遍体鳞伤，要他交待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但他坚强不屈，拒不说出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无计可施，残酷杀害了杜志强。年仅15岁。

    1935年，红军小战士胡小伍在六安六区独立营营当通讯员。营长方藻生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他和胡小伍在红家大山南红石岩下面的山洞里养伤。方营长，为了了解独立营分散活动的消息，并想搞点食盐和粮食，要胡小伍送一封信给南庄畈交通员王大和。结果被敌人搜去了。

    敌人特务营营长张天阁率领全营，来到红家大山，要胡小伍带路，抓捕方营长。

    为了不暴露方营长目标，胡小伍将敌人带到北红石岩上，手指着前方对张天阁说：“方营长就在那里！”说着猛抓着敌营长腰间的皮带纵身向岩下跳去——胡小伍和敌营长张天阁同归于尽了！他用他那15岁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金寨10多万人民参军参战大部分英勇牺牲。牺牲和奉献的是宝贵生命和骨肉。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等就是金寨人民牺牲奉献的体现。

    鄂豫皖苏区历经国民党无数次“会剿”、“清剿”、“围剿”，经历日军的蹂躏，革命家属被害、房屋被烧、财产被抢，生产力遭到受极大破坏，大别山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在生命、物质、精神上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许多整村、整族加入红军、投身革命的红色村庄，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

    为了治淮安民和粮食安全，金寨人民奉献了良田和家园。

    建国初期，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金寨人民开始了与大自然的伟大战斗，靠肩挑背扛，日夜奋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上世纪50年代初修建了梅、响两大水库，两水库淹没了10万亩良田和14万亩经济林，10万老区人民告别世代生存的家园，移居他乡，付出的是家园和良田。麻埠、流波䃥、金家寨等历史名镇永沉湖底。现在，全县库区面积1327平方公里，占县境的百分之34.8，移民人口34.8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51.2。如今金寨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这些群体之中。

    在淮河上游修建了六大水库三大水系修好以后，灌溉豫皖两省1.3万平方公里，1100多万亩土地。

    淠史杭水利枢纽工程非常了不起，他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成为世界七大人工灌渠之一。当时开挖的土方量达到3亿立方。如果把它们垒成一个一米，宽一米高的坝可以绕地球13圈。那时候国家没钱，也没有大型机械，靠的就是老区人民打人海战术，最高一天上工量达到80万，占到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就是靠肩扛、手提、镐挖，使用十字镐、独轮车的简单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华东生态屏障区和全国重要水源保护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饮水安全，金寨先后实施大规模护林造林、自然保护区建设，比如说建设天堂寨、天马自然保护区，保护梅、响两大水库水资源，牺牲了400万亩林地、35万亩水域，金寨人民牺牲的是发展速度和效益。  

    当沿海发达地区完成了原始积累，人民生活有了新的追求，由原来追求温饱，现在追求环保，原来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现在提出来要解决生态问题。而金寨这个欠发达地区正是到了需要发展、而且应该发展的时候，因为按照经济学产业转移的规律，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企业产业都要向中西部转移都有这样的要求。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土地等各方面的成本在不断加大，企业和政府都有产业转移的要求。很多企业跟金寨联系，有的企业明显效益很好，但是它是对环境效益有影响。金寨就不能要，也就是说他项目在别的地方能够落地，但是在金寨它落不了地，有的企业就感觉到很奇怪，你们金寨这样困难，我们这个项目等于送上门来给你，今年投产，明年就能见到很好的效益，为什么不要呢？不能要，要了对生态有影响，因为只要对生态环境有影响，我们坚决不能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背景，老区的人民做出了第三次牺牲和奉献，牺牲的是发展速度，奉献的是老区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老百姓群众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收入。

    如2018年3月——5月，拆除了梅山水库养鱼网箱（涉及桃岭乡、槐树湾乡、梅山镇、南溪镇、全军乡等5个乡镇的20个村，共680户。）20710只、占水面积4806307平方米。

    一心为民：体现了大别山革命者的本质要求。

    红32师成立后，打掉商南地区的反动民团和豪绅，分田分地给穷苦百姓；1930年12月，红1军在湖北罗田发现金家寨地区许多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逃难到此，原来红1军7月转出大别山作战后，商城顾敬之 民团和商南柯守恒 ,民团在金家寨地区大肆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红1军对此十分气愤，军长许继慎 和红3师师长周维炯 [25] , ，研究决定，立即打回金家寨，消灭敌人，12月14日，攻打金家寨，消灭敌人1000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保卫了苏区人民。

    1930年4月13日，六安6区苏维埃在七邻湾召开大会，通过了《雇农工资办法》、《手工业工人办法》、《债务办法》、《森林办法》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特别是《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对土地革命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共16条，分为没收细则和分配细则两部分。没收细则规定没收土地的范围是：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祠堂庙宇祖积公积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凡经革命政府肃反委员会宣布没收财产之反革命分子之土地、富农剩余之土地均一律没收，但不是没收一切土地。

    这些法规政策有力推进了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力推进。苏区实行红军公田制度、兴办列宁小学和红军医院、设立红色邮局和特区苏维埃银行等为人民群众解决了许多大事，从法律上保护人民群众利益。

    1929至1930年间，鄂豫皖苏区就创作了《红军纪律歌》歌。歌词是由徐向前等将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训内容带到了鄂豫皖苏区，并且结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纪律要求，进行了初步整理，歌词是：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得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尽相亲。出发与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银；便溺找厕所，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1935年10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汇合后，为了教育红军官兵遵守党的纪律、保持优良作风，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与宣传科长刘华清商量，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词，而曲子改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纪律歌》的曲调。受《红军纪律歌》既有曲调的限制，程坦将新的红军纪律歌也定为九字句。内容上实际进行了全新创作，新歌词准确、全面、统一地反映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构顺序和精神实质，结构整齐、韵律明快，形成了全新面貌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充分体现了革命军人一心为民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