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四月九日，四川彭县城东街里的乡绅明老先生喜得一子。明老先生捻着下颚胡须，喜滋滋的观看着长得浓眉大眼、天圆地阔的儿子。见他在襁褓中时而闭目静睡，时而拳举脚蹬躁动不安，于是对着家眷大呼一声：“有了！就取名永忠吧。”

    给儿子取名永忠，是因为明老先生看见儿子举手投足都有一股尚武的气势， 逐心生一念，故给孩子取名“永忠”，意为永远护家忠国。在清王朝晚期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明永忠六、七岁时，便拖着清朝时男人最具特色的小马辫在县城一家私塾读书。明永忠生性聪颖，悟性极高，少言寡语，成绩斐然，深得私塾先生的垂爱。只有明老先生时常看到他青灯伴读，孜孜不倦的样子，反而有些摇头不满，经常自叹道：“别长大了跟我一样，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九一一年，是旧历辛亥年。就在这年五月，四川发生了波浪壮阔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又称“四川保路风潮”，是清末四川人民维护路权的斗争运动。四川人民自办铁路，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要将路权收归，四川人民奋起反抗。清廷于是派遣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因此也可以说，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为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而此时的明永忠正在彭县中学就读，国家社会深层次的震撼变革，这给还处于循规蹈矩的他带来的不是瞠目结舌，而是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的救国救民探索与追求。明永忠喜欢这种新的共和制度与民国政府，它让国民扬眉吐气。

    然而袁世凯称帝，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暂时的倒退。这对于思想正在逐步成熟善于思索的明永忠来说，不啻是一种人生初出茅庐的严峻考验。何去何从？颇受辛亥革命影响又具有独立决断能力的明永忠，决定践行孙中山先生1906年在《革命方略》中的宣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于是血气方刚，一腔热血且又有忧国忧民之心的明永忠在刚满十七岁的青春年华时，决定投笔从戎报国，投入四川陆军3师6旅11团3营12连充二等兵，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爆发。明永忠参加了护国讨袁战争和其后的护法战争。因作战英勇，1918年于陕西参加22师军官传习所集训三个月后调任该师工兵22营1连少尉排长，1919年又调任该师教育团中尉排长。

    1931年调任国民革命军3师8旅22团第2营营长。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山河破碎，明永忠遂改名继光，誓承抗倭名将戚继光之志，驱逐日寇，还我中华。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明继光所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集团军七十二军新编陆军13师，(系川军王陵基部)明继光任第一旅少将旅长，率部出川抗日。9月参加著名的万家岭战役麒麟峰阻击战，时值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日军第106师团孤军冒进赣北德安地区，被薛岳将军用10多个师紧紧围困在万家岭，日军主帅冈村宁次急遣第27师团增援，被新13师等四个师阻击在麒麟峰下。麒麟峰是赣北瑞昌到武宁的一个隘口，也是日军解围的主要通道。日寇像疯了一样东西两边夹击，企图攻下麒麟。不间断地轰炸、冲锋，整个阵地弹雨横飞，炮声震耳欲聋，阵地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惨烈的血战持续了七天七夜，由于天气炎热，阵地上阵亡者的尸体长满蛆虫尸水、血水和雨水混为一体。川军官兵在硝烟弥漫的战地上，只有用这样混浊的水来解渴，粮弹无法输送上阵，只能用随身携带的发霉的干馒头充饥。此时，时任副师长兼旅长的明继光率部坚守前沿，所部也是伤亡惨重，顶着日寇的飞机大炮和毒气苦战。

    9月29日总司令指挥30集团军在艰苦的条件下发起反攻。随着冲锋号响起，明继光率全旅残兵冲出战壕。鬼子兵措手不及，完全没有料到已经疲惫不堪的“草鞋兵”会不顾一切地呐喊着猛扑过来，被打得狼狈溃退，川军大获全胜。是役明继光将军将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一份作为纪念收藏，并在该地图上挥毫提字: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与日人战于江西德安之麒麟峰激战旬日，击溃其近卫师团所获此图。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军队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与日寇展开大规模防御战。敌101师团拟由江西向湖南增援，第30集团军奉命阻敌于赣北修水、三都一线。(此时新13师已辖于78军)战斗中，明继光率所部将士于11月14日向日军发起反攻，他身先士卒，高喊“杀贼”，与敌激战三昼夜，将敌打退。是役明继光所部击毙日军一千余人，缴获无数，当时重庆各报均报道这一胜利，特别是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将英勇善战的明继光将军褒称为“抗日虎将”。在击毙的日军中有一个官授少将军衔的敌酋名叫“本间”，从他身上搜出一把纸扇，该扇是侵华日军甲级战犯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题词并赠送的。明继光缴获纸扇后，即兴挥毫在前扇面题写：“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余率师反攻，与日寇战于江西属之修水、三都，激战三昼夜，毙寇千人左右，遗尸数百具，获战利品甚多，余仅取此一扇以为纪念，而志不忘是役也！即所谓湘北胜利之一局部战斗也”。又在后扇面记下：“益军识于江西武宁沣溪，军次时廿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明继光有强烈的民族爱国思想，“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是当年川军抗战将士的座右铭。明继光将军自1938年出川后，抱着“川人决不负国”的信念，始终在前线坚持战斗。1940年因胃病突发回重庆治疗，后解甲归隐走马乡。开茶馆、耕农田，自食其力，服务乡间，只求独善其身。1949年以后，明继光被选任走马乡征粮委员。后又历任走马乡治安委员会调解主席、巴县第一、二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乡胜利公债筹备委员会委员、成渝铁路枕木委员会委员等。

    明继光1926年与廖恭默女士结婚后就定居重庆走马乡，育有七子一女。文革期间曾被抄家，受到批斗冲击。但他生性豁达，乐观安命，在遗嘱中写道：“当前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时候，是有生活向共有共享共同生产的任务，更是有为人类幸福而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因此你们兄弟等应该不落后在时代的后面，要与时代共同前进。至于个人的毁誉得失、权利名位，只要真理所在，更不要去计较。”他嘱子孙们“或农或工，自耕而食，自学求知，有用于时代，报效于国家。”1968年2月9日明继光在穷困交加中病逝于走马乡，享年71岁  。

    故事还在继续。明继光将军抗战胜利后，辞官去职，布衣还乡，可是他随身携带的两件战利品却并没有因他挂冠解甲而离开他的身边。他把这两件战利品丛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带回到了重庆的走马乡，不离不弃的伴随了他整整二十年。

    这两件战利品就是除前面说到的有日本陆军大臣题字的褶扇和麒麟峰之战缴获的日军武宁地形军事地图。就是这两件看似毫无经济价值的“战利品”，在短短的六十年间却经历冰火两重天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