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标烈士像（1895·1—1928·11）

2018年3月18日，钱振标烈士之孙钱军义参加“北京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演讲

2018年4月1日，社会各界纪念钱振标烈士公祭典礼在江苏江阴隆重举行

2018年5月18日，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主办“纪念钱振标烈士英勇就义九十周年”研讨会

李大钊、恽代英、张太雷、钱振标烈士后代与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领导，参加公祭活动

钱振标烈士后代与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领导参加公祭活动

钱振标烈士就义前在囚室写下的遗嘱

    中红网北京2018年7月3日电（吴志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题记

    引子

    1928年11月25日下午2时。中共京沪特委军委书记钱振标，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江阴县城北门君山南麓陆家坟刑场。行刑的时刻到了，刽子手按住钱振标的头，要钱振标下跪。钱振标坚决拒绝，昂首挺立，喝令他们从正面开枪。岂料，面对钱振标的凛然正气，刽子手连枪都举不起来。钱振标卑视地说，“我都不怕，你倒怕了！”钱振标是在第二个刽子手的枪声中仰面倒下的，那颗罪恶的子弹穿透钱振标的左眼从后脑迸出，一柱鲜血呈放射状喷涌而出。刑场上，被驱赶前来“杀一儆百”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片惊悚的呜咽声。

    英勇就义前，钱振标在囚室写下遗书：“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钱振标被国家民政部列为第一批革命烈士。

    2018年5月18日，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组织举办“纪念钱振标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研讨会”。钱振标烈士“投身革命事业的起点非常高，从事革命工作的层次非常高，开展革命斗争的格局非常高，组织革命运动的规格非常高。”这样的评价，成为大家的共识。

    钱振标是从江阴大地上走出去闹革命，又英勇献身在江阴故土的早期优秀共产党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钱振标1924年参加革命，1928年11月壮烈牺牲，年仅33岁。他非凡的经历、卓越的才能、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似漫漫长夜点灯人，光照在中华大地，闪耀在革命史册，长存在人们心中。

    一、毛泽东介绍他参加国民党

    1924年夏，趁着暑假期，小学教员钱振标与戴盆天两人，从江苏丹阳县城北门火车站，乘坐火车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钱振标，依着《民国日报》上登载的地址，找到淮海路中段以南一二百米处的环龙路；又从衣兜里拿出一只信封，按信封左侧寄信人地址的门牌号，寻着44号。

    环龙路44号，铁栅围栏里，有一幢西式二层楼房，坐北朝南，大理石墙面，双坡顶，古典中透出雅致。这幢砖木结构的洋楼，1916年7月，曾作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由朱执信、廖仲恺主持；1919年10月10日，又作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事务所，由居正、谢持、廖仲恺主持；1922年经孙中山介绍，王昆仑在此履行加入国民党的手续；1923年郭沫若居此，编辑《创造周刊》、《创造日报》。现在，这儿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办公事务所。

    钱振标，戴盆天来到44号，摁响了装在铁栅上的门铃。闻声，楼房内快步走出一位年轻人，将他俩引进楼去。坐定的钱振标，打量着这个令他心仪已久、充满神秘、无比神圣的环境：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究竟是什么去处呢？原来，这是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进行改组后，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中央派出机构——“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和上海市的党务，2月25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3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从1924年2月到1926年1月，这儿作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场所，上演了一幕幕足以载入史册的“大革命”的生动活剧。“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为常务委员，并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组织、宣传、工农、青年妇女、调查等五部部长。同时，按“国共合作”条款，中共中央派出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三人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毛泽东以胡汉民秘书身份兼任组织部秘书、文书处主任；恽代英、邵力子、何世桢分任各部秘书；罗章龙、邓中夏分别为组织部、工农部干事；参加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施存统、沈泽民、向警予等。

    正当钱振标、戴盆天充满新鲜、好奇、环顾左右的时候，他俩被唤进里间办公室。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语的人，请他俩落座，自我介绍“毛泽东”。毛泽东！钱振标、戴盆天十分惊喜地站起身。毛泽东又把他俩介绍给胡汉民认识。

    钱振标、戴盆天压根儿没想到，此番来上海会受到“上海执行部”主要负责人胡汉民和组织部秘书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对于胡汉民及其国民党，此刻的钱振标似乎还不太了解。而对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钱振标已是如雷贯耳：“五四”运动以来，钱振标作为寻求真理、改造社会、激进奋发的热血青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接近共产党；他对毛泽东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说，都从一些进步书刊上看到过，所以他对毛泽东十分敬重。现在，他就坐在毛泽东的面前，亲耳聆听、接受指教，这使钱振标异常激动和兴奋。面对毛泽东的询问，钱振标和戴盆天汇报了自己近几年吸收新思潮、新文化，参与江阴、丹阳地区社会各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爱国运动的情况，提出了对当下社会情势解疑释惑、指路明向的请求。毛泽东对钱振标、戴盆天如此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毛泽东向钱振标、戴盆天宣传了孙中山的新民主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讲了开展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宣扬了时代青年要走在时代前列有所担当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切中要义的一番话，让钱振标、戴盆天顿开茅塞、获益匪浅，被深深感动。

    钱振标此次奔赴上海，找到“上海执行部”，能受到胡汉民的接见，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指导”，是十分幸运的，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他走上革命道路。他一边专心地听毛泽东讲解，一边端视着毛泽东。毛泽东、毛润之，共产党的人怎么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其实，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秘书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陈独秀的助手。当时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很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等一般事务性工作，还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有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毛泽东担任陈独秀秘书后，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元老级人物而进入国民党高层的法眼，为日后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是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在这次会上，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这个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剑、廖仲恺等大佬的驳斥，毛泽东看到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付诸发决”，最终否决了方端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其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毛泽东作为中共和国民党上层“高看”的人物，顺理成章地担任了重要角色••••••毛泽东的这些政治背景，此刻的钱振标虽然不明了，但对于毛泽东的关于时局、关于国共合作、关于民主革命的真知灼见，钱振标如“醍醐灌顶”！当毛泽东询问钱振标还有什么要求时，钱振标站起身，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请介绍我们参加国民党！毛泽东听后，用浓重的湖南话回答 “要得”。毛泽东当即在办理钱振标、戴盆天的入党申请一事上，作为他俩的介绍人。钱振标加入国民党后，回到丹阳、江阴，领导和参加组建了国民党丹阳县、江阴县区分部、县党部，并出色地开展党务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的重视和赏识。可以说，钱振标在这一段时间开展的革命工作，是受到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这位入党介绍人的真传的。

    二、恽代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钱振标与戴盆天满载而归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返程途中，他俩沉浸在高规格受到胡汉民、毛泽东的接见和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极度兴奋之中。一路上，钱振标盘算着如何按照“上海执行部”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新党员发展的工作；构思着如何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工作计划。

    钱振标，戴盆天一回到丹阳，就与迎候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萃义堂”的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人会合。这间“萃义堂”，“五四”前后就是丹阳一批进步师生集合、策划、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块堂上匾，长一丈，高三尺，原挂在丹阳城隍庙后大厅内，由民族资本家束云章之父、浙江名宦清代举人书法家束允泰所书，后在创建新式学堂的浪潮中移到这儿。丹阳当年的示威游行队伍，就是从这块匾下走出去的，一直走到丹阳火车站。

    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是钱振标1922年夏再次执教的地方。钱振标1917年夏毕业于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他应丹阳籍同窗校友戴盆天的邀请，一起来到丹阳，受聘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担任级任教师兼体操、音乐教员。因为钱振标的身体素质过硬和竞技水平出色，在当年丹阳举办的全县体育教员运动会上，他获得880码赛跑第一名，而名声大振。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钱振标受“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影响，如饥似渴学习进步书刊，经常与夏霖、戴盆天、黄竞西等一起畅谈抱负，议论时事，探索救国途径，寄希望于教育救国，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提倡男女平等；还积极带领师生参与了丹阳查抄日货及相关的爱国宣传活动，受到社会民众和师生的一致好评。1920年夏天，钱振标应省三师同籍同窗周水平的邀约，离开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堂，回到江阴故乡的顾山，担任古塘小学教员。如果说，钱振标第一次执教丹阳是出于师范毕业后“远走高飞找碗饭吃”的朴素理想；那么，这个第二次执教丹阳，则是钱振标在“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更加自觉地接受新思潮、更加激进地关注社会变革、更加执着地追求民主的革命理想。在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堂这块充满战斗精神的阵地上，钱振标与一批志存高远、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爱国激进知识青年聚集一起，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成为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萃义堂”一落座，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起来。钱振标、戴盆天向几位好友详细报告了此次上海之行取得的丰硕成果。钱振标把自己在归程途中思考的迅速在丹阳和周边地区发展新党员、迅速掀起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计划和盘托出，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在钱振标、戴盆天的影响下，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夏霖家里秘密成立了国民党丹阳区分部。此后，钱振标、夏霖等骨干分子，奉“上海执行部”之命，来往于江阴、无锡、镇江、常州等地，宣传革命理想，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这年秋天，钱振标偕夏霖、黄竞西再次来到江阴，他们召集江阴的孙选、李志云、李仲丹、刘佑康等人，借昆仑学社这个活动据点，又发展了季和华、堵铁军、高鼎新、朱杏南、徐炎等进步青年加入了国民党。钱振标还把革命活动的触角伸向农村，跑到离江阴县城30多里的东乡华墅，在乡公所门前广场发表《国民与国民议会》的演讲，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这次演讲，被《华墅》旬报赞为“警悟国民注意国事，全力促成国民会议，以期统一全国，实现共和。听者颇为动容。”通过钱振标、夏霖等人的出色工作，到了1924年冬天，江阴城乡的国民党员已发展到40多名的规模，还在城内睢阳庙正式组建了国民党江阴区分部。

    其实，自从上海之行以来，钱振标就把“革命”当作一种职业了。他肩负胡汉民、毛泽东赋予的使命，与战友们奔走于苏南各县，活动于城乡之间，把这一大块区域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反对国民党内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钱振标与夏霖、黄竞西等国民党基层组织领导人，根据上级党部的指示，在丹阳、江阴等地组织、策划、发动了各界人士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号召广大民众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竞的革命事业。这一系列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上层的关注，特别是得到了恽代英的重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宣告成立后不久，就加入共产党队伍的。1923年8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恽代英受中共中央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一起参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担任宣传部秘书。上海、江苏等地的悼念和宣传孙中山的活动，都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统一部署下展开的。而这一活动，又恰恰属于宣传部组织领导；恽代英作为宣传部秘书，成为贯彻落实执行这项活动的负责人之一。恽代英出生在江苏武进，武进位于丹阳东、江阴西之间，是名符其实的近邻。恽代英对于丹阳和江阴的国民革命形势应该是比较了解和掌握的。1924年夏天钱振标和戴盆天专程到“上海执行部”晋见胡汉民、毛泽东，不仅让他知晓了家乡情况，还知道了钱振标、戴盆天其人。而钱振标等人，对恽代英也是仰慕己久。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使钱振标等人与恽代英在丹阳相见了——

    1925年4月21日、22日，江苏南京各界人民10万余众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大会和活动，恽代英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奉命前往参加。在此期间，恽代英专程来到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萃义堂”，与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会面。就是在这个庄严的时刻，经由恽代英、侯绍裘、刘重民分别介绍，他们五人一起参加了梦寐以求、一心向往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钱振标握起右拳向党宣誓时，他把自己的一生乃至性命都交给了党。他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恽代英也为钱振标等5位党的新同志加入队伍而感到高兴。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恽代英借这次会面、介绍优秀分子入党的机会，向“党内同志”介绍了党的工作，讲述了当前的任务。特别谈到了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次代表大会参加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如何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要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钱振标他们虽然一时还不太明了，但有一点是十分坚信和坚定的：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历史应该记住1925年4月下旬的这一天：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上层重要领导的介绍下，丹阳县最早的一批5名共产党员产生了，他们是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吴起文！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上层重要领导的关注下，丹阳地区由5名共产党员组成的第一个党支部创建起来了！从此，丹阳乃至整个镇江地区，燃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把革命烈火！并且短期内由中共丹阳支部升格为中共丹阳特别支部，成为江、浙、沪最早的9个独立支部之一！钱振标作为丹阳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将走上全新意义上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之路！

    三、李大钊点将他出征西北

    钱振标在丹阳经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和共产党员秘密身份，工作战斗在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第一线。

    正当钱振标与战友们筹划着进一步贯彻中共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时，他接到了新的使命——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抽调钱振标赴北方，到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从事特别工作。这个调令，是由1925年5月8日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这样记录:“丹阳钱××赴北方宣传事”）; 5月16日，上海地委组织部确定王秋心、李炳祥、王环心、魏天翮、戴树棠、孙道济、金华、钱振标、张子和等9名党员骨干，组成“赴北支部”不日奔赴新的战场。

    钱振标将被抽调到新的战线，去开辟新的领域，他感到既突然又高兴。钱振标是中共的一名新党员，又是在最基层，上级党组织怎么会选中他呢？此时的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有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员，怎么会挑上钱振标？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又为什么要作出抽调骨干去北方、去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决定？

    原来，这是李大钊报请、与上海党协商、经中央同意后的一个大动作。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时任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从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中共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25年初，中共召开“四大”，会议认真总结了国共两党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既要在实际斗争中和发展组织方面帮助国民党，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中共“四大”后不久，在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由此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对军阀政府的浪潮。此时的冯玉祥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是北方军阀势力博弈中的一张“王牌”。能否让其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革命的立场、站到进步的立场？成为中共北方党的工作重点，成为李大钊“统战”大棋局的重要一着。为加强党对这方面工作的力量，李大钊代表北京区执委会专程来到上海，商请选派得力干部，进入冯玉祥所部，开展统战工作。就这样，钱振标与其他几位党员骨干，被幸运地加入“赴北支部”，进入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统战工作序列。

    钱振标能成为“赴北支部”成员，是经过上级党组织严格审查的。在1925年5月8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委员长兼组织部长庄文恭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有关钱振标的考察推荐情况报告。会议认为：钱振标是不可多得的合格人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6岁的高小学生钱振标就参加了江阴青年团；11月10日，钱振标又积极参加地方公团和青年团组织的大游行，庆祝“江阴光复”；还带领团员们登上江阴黄山，举行宣誓活动。1912年的10月19日，孙中山先生乘坐“联鲸号”兵舰视察江阴黄山炮台后，应地方绅士邀请进城演讲，当讲到中国“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时，钱振标与听讲的师生一起热血沸腾，长时间鼓起了掌。这次听演讲，在钱振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13年，皖北发生水灾。18岁的钱振标率领同学积极响应赈灾号召，改饭为粥，缩食助赈。当发觉校方对寄宿学生节食助赈账目不愿公布、损害赈灾利益时，钱振标等提出质询抗议而罢学。

    1915年，钱振标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品学兼优，与同乡周水平、丹阳戴盆天被誉为“三师三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此时已为人师的钱振标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上街头，查抄日货，抵制列强；开办平民夜校，启蒙穷人觉悟••••••

    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认为：钱振标由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成为自觉参加革命的战士；由毛泽东介绍参加国民党，到恽代英介绍加入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革命”角色的转变，组织上完全可以信赖他。于是，要求钱振标前往上海接受任务。（后来的实践检验，钱振标作为上海党派出的重要骨干，参加北方党安排的工作，是胜任的、合格的。）

    钱振标接到通知，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交待后，乘火车来到上海。他按秘密交通线路，寻找到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这儿，就是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上海地委改组命名的。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有多个秘密活动场所。华兴坊24号，是经过长时间的筹措，由徐梅坤等几个地下党员凑款租用。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工人活动场所，它距火车站不远，又是华人管辖地区，地处公共租界交界处。由于两方市政管理当局都不过问此地，形成了“两不管”。所以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利用这里白天和普通住宅一样，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晚上召集党内外相关人员开会或活动，开展党的工作。

    钱振标来到华兴坊24号后，受到了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召见。对区委领导的工作指示，钱振标除了表示坚决无条件服从外，还向党组织做出了庄严承诺：此去北方，不辱使命。

    受领新的任务后，钱振标按组织要求，以最短的时间赶赴北京。钱振标一到北京，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凭自己已有的秘密工作经验，他很快找寻到翠花胡同八号。翠花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南部，东起王府井大街、西至东黄城根大街，因过去有给王府种花的花房而得名。翠花胡同八号，是一坐地地道道的四合院，几棵高大的槐树，把院落罩得遮天蔽日。这里，是1924年3 月，遵照国民党“一大”会议精神，先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特别党部。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组织，也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地点。

    对于钱振标的到来，李大钊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李大钊向钱振标讲解了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到冯玉祥所属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三民主义、扩充国民党左派势力、扩大中共影响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的政治形势分析和信息，对于来自江南一隅、水乡小城、基层一线的钱振标来说，简直是“天方夜潭”。他虽然在上海受领任务时，听过上海区委领导的讲述，但现在已经身处前沿阵地，亲耳聆听“一线指挥员”的指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情满怀和跃跃欲试。也正是李大钊的亲自召见，面授机宜；接着又参加了由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主办的短期政治训练班，再次听取李大钊的亲自授课后，使钱振标和受领任务的其他同志，都增长了对做好特殊新工作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为什么要把党的工作重点做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中去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与冯玉祥早在国民党召开“一大”前就有较多的交集。国共合作以来，李大钊肩负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使命，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合法身份和在北方地区的工作条件，多次与冯玉祥会晤，共商救国救民大计；并多次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终使其的立场转向革命，举起反帝反军阀的大旗。就在钱振标等人前往北方工作的前不久，李大钊还专程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会见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李大钊此行的任务，一是更加坚定冯玉祥转向革命的信心，二是与冯玉祥商谈争取苏联对国民军的武器支援。也正是李大钊的重要作用和亲自介绍，才让冯玉祥的参谋长刘翼、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等到北京，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见面，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从而获得了5585支步枪、5820万发子弹、230挺机枪、78门炮、1万多颗手榴弹和若干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的重大军援。紧接着，就在钱振标等人接受政治训练的6月，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活动，使其又得到了一大批包括35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10具火箭筒、3架飞机、400把马刀的苏联无偿援助的武器装备。李大钊的支持和帮助，使冯玉祥由深为感动升格为对李大钊的更加尊重和信任，从而促成了“李大钊、冯玉祥式”的国共合作——冯玉祥对李大钊随后派出的共产党人深入其部队工作表示欢迎，对国民军中出现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公开表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他们，鼓励他们学习军事本领。”乃至冯玉祥还接受李大钊在军中设立俱乐部的建议，并很快组建了两个。

    钱振标等一批同志，在政治训练班受训结束后，即被派往国民革命军驻河北、河南、察哈尔等部，从事政治工作。令钱振标料想不到的是，经李大钊亲自点将，他被分派到张家口冯玉祥司令部驻地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