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第一条规定：真正开展群众的节每人省三升米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000担谷子。由于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军政、军民共同节省，节省粮食运动于7月10日前完成。

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三联收据

    4、靠的是无私奉献。苏区群众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为支援红军而借谷时，不管这些粮食票据是多么简单粗糙，有些甚至只是写一张便条，都没有怀疑之心，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部队。尤其是1934年以后，苏区群众急红军之所急，勒紧裤带，咬紧牙关，一次次从自己的谷仓把谷取出来，送往前线供给作战的红军部队。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要借谷票，或者事后主动把借谷票又还给苏维埃政府了。

    洪荣昌收集到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干谷伍拾斤”、“干谷壹百斤”、“干谷伍百斤”。票面颜色分有黑色、绿色和蓝色三种，以黑色居多，蓝色和绿色极为罕见。印刷方式有铅印版、木刻版。纸张为毛边纸，有“毛泽东、林伯渠”、“张闻天、陈谭秋”两种落款，落款“毛泽东、林伯渠”的存世量极少。他在《红军临时借谷证》中介绍两种落款的差异和背景：

    已收集到“毛泽东、林伯渠”落款的有“干谷伍拾斤”、“干谷壹百斤”，“干谷壹百斤”红军临借谷证，纵18.1厘米、横11.6厘米，毛边纸质，单面蓝色石印。从票面设计上看，可以分为标题和内容两部分。

    标题部分，上方左右各有一个实圆，圆内各1个留白大五角星；中间从右到左呈弧形排序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方空白处有红色编号036096，编号的下方从右至左印有“红军临时借谷证”横排大字，并在两边各饰有3个黑色小五角星。

    内容部分，上方中央有红色木刻印章“干谷壹百斤”，可以加盖不同的干谷数额；中间印有竖写的三项说明：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二、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济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谷人领去；三、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或分支库领还谷子，或扣价还款，但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谷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左侧印有竖写的“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字样，落款处“主席”的下方加盖方形红色“毛泽东印”、“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下方加盖方形红色“林伯渠印”。票面中央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 红色印章。下面中间部位印有一个红色正方形框，框内竖书“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向×××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盖印为证”。

两种落款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毛泽东、林伯渠”落款和“张闻天、陈谭秋”落款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主要区别仅在于“盖印”和“盖章”的“印”、“章”一字之差。

    1934年2月3日第二届中央政府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夏秋之交，正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极其激烈的时候，红军不断扩大，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决定，开展借谷60万担给红军的借谷运动。以陈潭秋为部长的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负责动员落实。

    在此次借谷运动中，中央粮食部印制了借谷票作为借谷凭证，并聘请毛泽东、罗迈、陈潭秋和王首道作为借谷运动竞赛的公证人。红军临时借谷证使用大约在1933年3月至1934年10月期间。随后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直到解放后，根据地人民才用“临时借谷证”来抵缴公粮。

    一张张红军军用粮票，是苏区群众与工农红军鱼水之情的见证。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红军军用粮票和其他苏区红色文物，绝大多数是苏区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塞在房子的墙缝里隐藏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旧房改造，拆旧建新，部分红色文物才得以重新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