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堂与王家的死字旗故事是一卷悲壮的英雄传奇，也是一段沉甸甸的百姓历史。曾经气壮山河，感天动地；也曾长久地任黄土堙没、为谎言遮蔽、被世人遗忘。70多年后，我们抹去厚厚的岁月尘埃，检视这段历史风云时，心中的感慨岂能是笔下文字所能道尽。

    资料是这样介绍王建堂的： 

    王建堂（1912——1992），四川安县曲山镇（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人。193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参加抗日。历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数次担任敢死队长。历经大小战役、战斗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因背负“死字旗”从军抗日而名震天下。

    资料还介绍，王建堂年幼入私塾，稍长在内江、江油等地上中学（高中）。曾就读与彰明县（今属江油）“江彰文学院”。做过小学教师，就职于民众教育馆等。当时的小学生便被老百姓尊称为秀才，王建堂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王建堂延续着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国家有难，男儿当投笔从戎。

    如今，我们已经无缘目睹书生王建堂的雄姿英发。目前能找到的是一张不知拍摄于何年何月的黑白照片——一位戴着眼镜、干瘦、整洁的斯文老者。不像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暮年壮士，一副劫波度尽、从容沉静的旧式文人容貌。盯着镜片后他微微眯着的眼睛，我不禁想问：请您告诉我，您怎敢视死如归？

    也许是对弱宋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了解得太多而心有怨愤，我一向不看好中国人的血性。即使我读遍收集到的关于王建堂的资料，似乎也未能从心底真正理解当年25岁的他为何如此决绝地走上与日寇拼命的凶途。换做我，我能吗？我敢吗？

    别说蒙古人、满人以区区20万之众席卷华夏，征服整个中国的痛史，就让我们回首公元1900年——王建堂出生的12年之前的满清帝国直隶省发生了什么吧。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勤辎重队伍里竟然有许多中国老百姓一路随队帮工。沿途也有老百姓壶浆箪食，与联军做起了生意。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皇城根下的老百姓袖手围观不说，还有帮着扶云梯的，帮着带路的。毫不关心这个来自白山黑水、统治中国达200余年的满清帝国的生死存亡。

    这些情景都定格在联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里。实在不忍心指责这些百姓的麻木与愚昧，相比腐朽没落王朝的横征暴敛，视百姓为奴才与猪狗。联军给的价钱很公道，对人态度也算客气。联军将领不解眼前“奇人奇事”，询问华人翻译。华人翻译的回答倒也干脆利落：“国不知有民，民乃不知有国！”

    时至1937年，距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已有三十七年。我不知道这三十七年间“国不知民”的情况是否有了根本改观，但是我知道——竟然是过了70多年才知道——1937年夏季的某一天，王建堂和他的伙伴们在死字旗前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最后的吼声。

    1937年，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年。一个吾土吾民在耻辱与绝望中燃烧与沸腾的一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华北大片土地沦陷。

    7月17日，蒋公在庐山发表讲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10日，淞沪会战爆发，淞沪战场血流成河。淞沪地区如同绞肉机，中日两军血战三个月。国军消耗85个师，伤亡33万余人。

    国军拼死抵抗，一寸山河一寸血；日寇铁蹄肆虐，神州破碎。自南宋末年以来600年间，中国一亡于蒙元，再亡于满清。1937年，丰臣秀吉的子孙再次将中国逼向亡国亡种的的绝境。

    曲山镇，自古以来就是汉番杂居而居的偏僻山乡。一夜之间，几乎亘古未变的宁静被剧变震碎，犹如死水掀起狂澜。

    年轻的王建堂在家乡四处奔走呼号，以他为首的140余青年男子组建“川西北请缨杀敌队”，向时任安县县长的成云章请战。成县长一方面上报，一方面将他们安置在安县大安游艺场驻扎。

    就在王建堂和他的伙伴们焦躁不安地等待消息的时候。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在家中完成了那副著名的“死字旗”。

    资料上是这样描述死字旗：

    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每读至此，我不由拍案而起：好个“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壮哉！王家父子；壮哉！死字旗帜。死后为鬼。鬼者，归也。肉身归土，魂魄归天，死有何惧？死有所值，死得其所，有何憾焉。

    王老先生将死字旗从曲山镇邮寄到安县县城。队伍出发时的誓师大会上，县政府授予王建堂和他的队伍。白底黑字，触目惊心；旗风猎猎，震动全场。

    那年那天的安昌镇大安游艺场，100余热血男儿共赴国难。长缨在手，欲缚苍龙。车辚马萧，壮怀激烈。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全部。彼时彼刻，喧嚣的背后，谁能体察王老先生“锥心泣血”的心境？自古忠孝难能两全。国难当头，怎敌舔犊情深。眼看儿子即将走上地狱般的战场上去厮杀个你死我活，天下做父亲的谁能以“精忠报国”消解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我们已经看不到那面死字旗了。现在看到的是根据回忆制作的复制品。不知道旗帜是丢失在硝烟四起的战场，还是被毁于一二十年后的风声鹤唳之中。资料上说旗帜上 “死”字“斗大而苍劲有力”。我闭上眼睛，却看见王老先生笔下淌浓墨，心中挂血泪！

    然而，王老先生应该是幸福和自豪的。有儿如此，不羡生子如仲谋！

    我们要万分感谢王老先生。没有他写就的死字旗，王建堂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最多也只是口耳相传的家族小历史；没有死字旗，王建堂的命运将与无数抗战老兵无二：生前曾天地不容，死后与草木同朽。永远掩埋在历史的灰烬里。

    让我们向王老先生鞠躬致敬吧！

    1937年8月，各路川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陆续出川，拉开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川军抗战史的序幕。

    我时常会想起1937年那个夏天，年轻的王建堂和他的的伙伴们从今天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镇出发是怎样的情形。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到那天，我会不会冲着他们义无反顾、渐行渐远的的背影，呼喊“停下！回来！”？会不会为不能拦下他们而嚎啕大哭？

    他们终究还是离开了故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去不复返。今天的我们徒唤“魂兮归来”。可是，魂兮归来又如何？他们的故土，我的家乡——北川县曲山镇如今也已是埋葬无数生命的废墟荒丘！

    王建堂和他的请缨杀敌队几经辗转，步行至重庆，编入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团，经数月整训后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

    王建堂随部队转战湖南、湖北。如同许多川军将士一样，王建堂几乎无役不与，历经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红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等。

    国军抗战之艰难非常人可想象。国军无论胜败，无不伤亡惨重。动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败是惨败，胜亦是惨胜。以常德会战中的常德守城之役为例：守城官兵8000余人，血战十五日，仅300余人得以幸免。战况之激烈，战斗之残酷被称为“中国斯大林格勒”而震惊中外。以致于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专门向蒋公询问常德守将余程万将军的名字并郑重记在本子上。一将功成万骨枯。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随部队留守南京，不久被送到中国文学院进修。八年前投笔从戎，未想今日重新拾笔，恍若轮回。

    一九四九年，王建堂在成都随国军部队起义。

    一九五零年二月，王建堂返乡。政府安排了工作。后因回家不便而去职，以打零工为生。做过漆工、泥工、翻瓦工等，甚至还干过掩埋尸体的营生。

    我不由惊讶：当年身负拭血裹尸的死字旗冲锋陷阵，解甲归田之后何以变得如此恋家，以致于甘心失去铁饭碗？凝神一想也就想通了：像王建堂这样经历九死一生磨难的军人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亲情更宝贵，比家更重要？出川抗战，岂是为了赢得生前身后名，是卫国，更是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