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们应邀参观湖南郴州湘南起义纪念馆，进入纪念馆的大厅，便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四位革命前辈的画像赫然映入眼帘。据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这四位便是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年，人们尊称他们为起义“四大金刚”，威名遐迩。前三位领导人大家都比较熟悉，因此不作赘述，在这里我们只谈蔡协民及其革命史迹。

    关于蔡协民，我们对他的了解其实很少，仅仅局限于他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志同志是革命夫妻这一点上，没想到早在朱、毛会师之前他便与朱德、陈毅，甚至毛泽东多有交集，且情感笃深，当年朱德与夫人康克清结婚都是由蔡协民和曾志撮合而成。在参观了湘南起义纪念馆之后，我们开始系统地对蔡协民其人其事进行研究与学习，所得渐多。

    蔡协民1901年出生于湖南华容一个农民的家庭，原名蔡杰。据说他从小天资聪颖，书读得很好，十五岁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农村师范部，就读四年，是毛泽东的同校学弟。1924年经毛泽东举荐，蔡协民到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工作，并由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协民”，宣示要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悉心协力。不久中共湖南党组织选送他到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学弟到学生，此后一年多，蔡协民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

    1925年冬，蔡协民从广州农讲所第五期学成返湘，出任湘北农民运动特派员，回故乡华容建立中共华容支部，继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湘北农民运动，成为中共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农运领导人之一。

    在领导湘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蔡协民革命经历中有一个过人之处特别值得一提：是他高瞻远瞩，深刻领悟到抓枪杆子的重要性，适时启用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一直赋闲家中的何长工出任县团防局局长，把这支农村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以致马日事变发生以后，华容革命阵营蒙受的损失比之湖南其他地方相对来讲要小得多。后来蔡协民、何长工等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出走武汉找党，毛泽东见到他们后，对他们在家乡坚持革命斗争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高度评价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枪杆子保卫农民运动的果实，说他们为党今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1927年7月，蔡协民经党组织安排，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张发奎二方面军司令部做秘书工作，旋调叶挺统领的铁军部队任连指导员，继而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千里南征，至三河坝时，蔡协民所在部队奉命留守，阻击追兵。三河坝失败之后，这支暂归朱德指挥的南昌起义余部里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三人相对职务较高，在紧急关头，三人坚定地站出来，表示坚决拥戴朱德领导这支队伍继续革命，奋勇向前，于是这只部队便形成了以朱德为首，以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为辅的核心领导层，蔡协民主导政治工作。11月初，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他奉朱德之命，前去与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联系，范同意将起义军余部编入十六军序列，并打出了十六军四十七师一百四十团的番号，朱德任团长，陈毅任党代表，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正在这时，毛泽东派何长工下井冈山寻找南昌起义余部，历尽艰辛找到了朱德部队所在地，并意外地遇到了蔡协民。何长工告诉蔡协民他此次来联络朱德部队的目的，着重说明毛泽东筹划南方革命的大局，希望能让两支部队走到一起，联手打天下。蔡协民一听大喜过望，因为这一点正好也是他的希望所在，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正所谓师生同心。于是他将何长工引荐给朱德和陈毅，自此南昌起义余部开始踏上了举行湘南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光辉历史征程。

    1928年1月，朱德率部脱离范石生的十六军，径直奔湘南而来，在智取宜章之后，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这就是上文所提“四大金刚”，由此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湘南起义发动之后，惊魂甫定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调动绝对优势的兵力对起义部队进行南北夹击。敌强我弱，部队转移刻不容缓。朱德召集第一师领导同志开会，并有湘南特委领导参加，希望统一转移方向的意见。陈毅首先发言，按第一师领导核心的共识，提出“部队东指，向井冈山靠拢”。不料，陈毅话音刚落，便遭到湘南特委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守土有责，撤退就是逃跑，于是，会议出现僵局。当时党内有明文规定，凡中共领导的部队，所有行动必须取得当地党组织的批准同意。朱德把目光投向了眉目紧锁的蔡协民，希望蔡协民作为湖南著名的农运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影响，蔡协民当即会意，缓缓地站了起来，面向湘南特委的几位领导，坦诚地发表关于部队行动方向的意见，他从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展开分析，明确指出了固守湘南在军事上存在巨大风险，只有上井冈山才是可行的求生之路。当时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蔡协民认为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是第一师部队的最佳选择，必将带来形势的转机和新的大好局面……蔡协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抒己见，让湘南特委的几位领导心悦诚服，这就为朱德最终作出跳出敌人南北夹击的危局，进军井冈山，实现与毛泽东会师的决定排除了阻力。第二天凌晨，为防止湘南特委的领导临时反悔，蔡协民带领自己任党代表的湘南农军第七师和湘南民众一万多人先期开拔，向井冈山进军。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对蔡协民在促成两军会师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知道，湘南农军后来在井冈山斗争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当时上井冈山的决策是正确的，蔡协民作为湘南农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对整个井冈山会师发挥的历史作用和率领湘南农军上井冈山的历史贡献也应当给以肯定。据说，就在朱毛会师的那天，蔡协民写了一首诗抒怀：

    力排众议说湘南，挥鞭移师奔井冈。
    求得朱毛两携手，窃喜此生不虚逛。

    朱毛会师后，正式建立我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主力部队红四军，蔡协民先后任红四军军委委员、前委委员、32团党代表；他对原井冈山农军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作战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参加了黄洋界之战，参加并领导了井冈山时期的先后三次反“会剿” 作战。1929年1月14日，在著名的井冈山柏露会议上，毛泽东派蔡协民出任红四军主力团31团党代表。柏露会议是红四军南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而这场人事任命发生在红四军如此大的动作之先，足见毛泽东对蔡协民的倚重。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党代表蔡协民和团长伍中豪率31团（即后来的第三纵队）一路披坚执锐，擎旗斩将，攻关夺隘，取得了大柏地战斗和三打龙岩等一系列的胜利。这时，红四军内部出现了复杂斗争的局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不到执行，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关于这段历史曲折，党史、军史上已有定评，我们在这里不展开叙述。当部队到达闽赣边界时，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之营养不良，毛泽东身患重病，不久他便应闽西特委邓子恢之邀到上杭养病，一并指导地方斗争。这时蔡协民已任红四军军政治部主任，由于他有地方和军队工作的双重经历，对毛泽东的建军方针和军事路线又理解至深，因此他便成为了毛泽东的首选随员。

    在闽西期间，毛泽东、蔡协民、邓子恢一直生活在一起，蔡协民和邓子恢不但要照顾病中的毛泽东，还要筹备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党代会。1929年7月22日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终于在上杭蛟洋文昌阁胜利召开，邓子恢当选闽西特委书记，蔡协民当选特委组织部长，自此，蔡协民由军队转入地方斗争。

    1929年12月末，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得到充分肯定，他重新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为了让红四军在闽赣根据地的工作更好地开展，毛泽东这次并没有让蔡协民随他一道重返红四军，而是令其携妻子曾志一道转入到福建省委工作，意在让蔡协民到福建省委去后能有效抑制那里的“左”倾思潮，尽可能地设法阻止或减少福建省委对苏区红军进行错误的发号施令，此举，毛泽东可谓用心良苦。蔡协民从此离开了红四军和与他一道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在前往福建省委报到之前，毛泽东还将极具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报告交由蔡协民夫妇转交设在厦门的福建省委，再由福建省委转呈中共中央。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其中却有毛泽东寄予蔡协民的一份无比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