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不堪忍受”】
小山城之战失败,蔡协民的“右倾”错误再次连带历史问题被端上台面。1932年10月,厦门市委专门召集蔡、曾开了三天会,批判蔡协民、曾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指责两人犯下忽视群众工作、错误估计政治形势、逃跑主义等一系列错误。
确实,在保卫小山城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群众工作的不足,红军没有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在赤白对立的环境下,甚至遭到一些被蒙蔽的白区群众的攻击。但是,蔡协民5月中旬才到漳州负责工作,6月初即开始保卫战,群众工作非一日一时之功,将这一问题加于他身上,未免有欲加之罪之嫌。
其实,蔡协民对自己的错误有清醒认识,错误的实质就是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没有及时避敌锋芒;在力量对比不成比例时,没有坚持以保存实力而不以保存地域为主要原则。蔡协民和曾志沉痛总结道:“绝对不要机械的不量敌我力量,为保护根据地某一个乡村不受摧残,与敌硬战损失或削弱自己的主力——红军。”他们强调:红军游击战术“是经过血的经验得来的结晶”。正因如此,他们坦诚表示:“错误的性质我们认为是一种立三路线”,是“左”的错误。(《蔡协民、曾志对市委检阅决议的意见书,1932年10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0册)
心底无私天地宽,蔡协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当时“左”的错误在党内占上风的情况下,他直承自己犯了“左”的错误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当厦门市委指责其试图以“左”的错误掩盖右的实质时,他直言不讳地反问道:“难道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好些、礼面些吗?不然,‘半斤与八两’的错误分量,都是一样丑的面孔……”
应该说,当主力红军离开后,在漳州这样一个离统治中心十分接近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国民党政权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时,地方红军想要保持根据地更是难上加难。厦门市委要其巩固并发展政权的指示,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蔡协民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又要承担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失败的命运在他刚刚开始工作时就已经注定了。要蔡、曾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既然蔡协民早就在政治上被怀疑,中共厦门市委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更直指“蔡协民夫妇大有社党嫌疑”,此时又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他们来担负失败的责任,不仅是应该的,而且简直就是政治原则逻辑推演的合理结果了。
1932年11月,在重重压力下,尤其是和中央巡视员谈话后,蔡协民改变了10月份给厦门市委答辩书中的态度,基本上接受了市委对他的指责。不清楚蔡协民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转变,但从厦门市委一个星期后决定给蔡协民留党查看三个月处分看,如果他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等来的肯定会是更严厉的处分,很可能面临着被开除出党的命运。大概只有这样的威胁,才能使他低下自己的头颅。
厦门市委的处分还仅仅是一连串打击的开始,当时,市委仍安排他参加厦门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对此,中央巡视员不以为然,严厉批评“市委没有更进一步斗争精神”,要求厦门市委推行左倾中央正积极贯彻的所谓“残酷斗争”。在中央巡视员干预下,蔡协民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被撤销,同时市委决定进一步加重处分,留党察看九个月。
在越来越重的打击下,蔡协民没有被完全压服。此时,曾志已与陶铸结合,前往福州,他不得不独力撑顶着压过来的阵阵阴霾。蔡协民一度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申述。到沪后,上海中央却断绝了与他的联系。蔡协民彷徨无着,流落上海街头。幸好天不绝人,在黄浦口法租界踯躅时,巧遇老同学,借钱买船票返回福建。曾志记下了她和蔡协民在厦门的最后一次见面:“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噩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
面对被抛弃的痛苦,蔡协民彻底放弃抵抗,又一次承认错误,要求市委“分配他的工作,不论什么工作都可以”。蔡协民对工作的热情、对中共的执着,使此前对他甚有偏见的厦门市委也不能不怀疑:“他是不是有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呢?”确实,很难让人相信,如果真是与中共同床异梦,他还会在这种状况下要求回到党内工作。经市委安排,蔡协民来到打石场做最艰苦的打石工。在繁重的劳动中,他仍不忘党的工作,力图在打石工人中建立中共的关系。
6月,由于安溪工作亟待开展,干部需求急迫,厦门市委派他到安溪做兵运工作。到安溪后,蔡协民发挥自己丰富的经验,工作积极,在头上戴着右倾机会主义“蔡协民路线”大帽子的情况下,得到自己人的支持,“居然成为安溪中心县委的后台老板”。努力工作的结果,并没有为他赢得上级信任,反而再次遭到严厉批评,被召回厦门,此后一直被分派做外围的下层工作。在某些人看来,此时的他已属多余,弃之不去,用之不安。
1934年5月,蔡协民在厦门益安医院从事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旋遭枪杀,时年33岁。
鲜血终于可以为他作证,他是清白的。此时,能为他作证的,似乎也只有自己的鲜血。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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