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寺

    唐家寺，是著名的“八阵图”所在地。当地曾有近十米高的大土包，传说是汉代流传下来的八阵遗址。三国时，误入八阵图的敌人会在土包丛中迷失方向，土包上可藏士兵，进行伏击。至今，当地还有一座以诸葛亮命名的诸葛桥。

    弥牟镇为千年古镇，最早见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记载。诸葛亮旱八阵图现残存于弥牟镇，陆游当年曾多次游历，并留下许多诗篇，他在《八阵图歌》中写道“有客骑马来新都，逢人指点说弥牟。森然魄动下马拜，武候八阵遗荒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地处川陕公路交通咽喉的唐家寺曾是新都地下党的活动据点。1928年春，中共新都军事特别支部在新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2混成旅第3团中成立，支部设新都县唐家寺（今青白江区弥牟镇），书记为曾学圃，是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所直属军事支部之一。

    1929年6月20日，为配合军事暴动，加强地方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新都特支改建为县委，由中共成华县委宣传部部长洪佩然担任新都特支书记，原特支委员罗直方任县委委员。县委机关设在通俗图书馆内（现升庵桂湖内的湖心楼），党员发展到20 人。

    当时，中共新都县委的工作重点是在县城东门外17 华里的唐家寺。主要工作是进行革命宣传，洪佩然每周到唐家寺去视察一次工作。当时的组织活动每周一次，主要是汇报个人的活动情况，同时通过罗直方了解国民党方面情况，以便推进革命工作。

    到1930年，中共广汉和新都两个军事特支已在部队中发展党员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士兵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同时开展地方工作，发展了一些地方党员，为党在新都建立地方组织打下了基础。

    1930 年四、五月间，经过中共成华县委同意，洪佩然调到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法租界区委宣传部长。1931年3月被捕入狱。

    此次为期一天的新都红色之旅，让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骨干会员、红色志愿者加深了对新都历史文化的认识，填补了大家以往对新都红色历史不了解的空白。

    当天，大家还参观了位于斑竹园镇三河村5组萧家碾的刘家宗祠以及马家镇升庵村杨升庵故里杨氏宗祠，考察了散落在新都区乡间的两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修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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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刘国定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7年，组织上针对他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等问题，决定调他到农村去搞工作，他以职权极力反对。1948年4月6日被捕，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指认后即叛变。刘、冉的叛变，导致地下党灭顶之灾，先后造成133人被捕，释放和逃险的只有25人。重庆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甚至波及到沪、宁党的地下组织。

    特别是刘国定向敌人交代了《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陈然、成善谋等人被抓，使大特务徐远举完成了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加官晋爵，当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因刘国定出卖有功，他被毛人凤授予军统中校军衔，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还编写《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向特务组织献媚。

    临解放前夕，刘国定逃港未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在他的交待材料中写有这样一段：“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庭对罪大恶极、双手沾满共产党员鲜血的的叛徒刘国定公审后，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