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岁初的一天下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罗解难（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警卫连连长、广州起义参与者黄霖之女）和胡山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拜望抗战老兵、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杰出功勋英雄彭士禄院士。92岁高龄的彭老让两位护工推着轮椅，穿过走廊，在楼层靠近电梯口的地方迎接客人。老人身穿一件淡绿色圆领羊绒毛衣，膝上盖着洁白的薄毛巾被，左手抚着一只可爱的维尼玩具小熊。彭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老人家温暖的双手。彭老抬手时动作略显有些吃力，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老人家坚强的意志力在试图多用些劲道来与我们握手。我的眼眶一湿，视线顿时模糊了。那是怎样的一双巨人之手啊！这双手，曾经托起了中国的核潜艇，撑起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强劲风帆，开启了中国核动力发展的全新时代！这双手，集海陆丰大地之精华，汇众百姓养育之亲情，承先辈敢为天下先之豪迈，书写了人生的壮丽，奏响了时代的凯歌。珠尺驭蛟潜，长缨缚苍龙！彭士禄院士与他卓越的英雄团队，以撼天动地、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的核动力科学事业倾注了全部的激情和智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再增添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罗解难特地给彭院士带来了一本新近问世、徐向前元帅后人徐小岩将军作序的《红色军魂•奔向海陆丰》（红色军魂<深圳>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林奕生主编）。彭士禄院士兴奋不已，爱不释手，亲切地招呼我们与他拿着该书一起合影留念。老人指着书上熟悉的笔体连连说道，“徐向前元帅，是徐向前元帅的亲笔题词。”彭院士饶有兴致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久违了的故土风情和珍贵的历史影像。我们向彭老介绍了刚刚在汕尾市海丰县参加“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九十周年”大型系列纪念活动的相关情况。英雄的海陆丰大地，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勾起了彭老无限的遐思，无限的眷恋。

    莲花银瓶耸奇峰，龙津水浅起潜龙。且待中华腾飞日，再谱新曲慰农工！

    海丰，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南面是碧波万顷的南海，北面的莲花山、银瓶山郁郁葱葱，重峦叠嶂。一条清澈的龙津溪顺着银瓶山蜿蜒而下，将海丰县城分割为东西两面。彭士禄院士的父亲、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彭湃就出生在龙津溪东面的县城内。当我们深情吟诵起上面那首彭湃烈士满怀豪情、壮志激扬的抒怀诗句的时候，老人家缓缓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外的远方，陷入了良久的沉思，思绪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热血澎湃、激情燃烧的岁月……

    澎湃潮漫海陆丰 满门忠烈尽英贤

    海陆丰是汕尾市的旧称，包括现在的汕尾市所管辖的城区、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深汕特别合作区、红海湾区、华侨区。海陆丰人大部分祖籍为福建闽南地区，海陆丰闽南文化是福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陆丰是广东著名侨乡，旅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约百万人。 

在海陆丰战斗过的革命家：周恩来、叶挺、张太雷、恽代英、徐向前、聂荣臻

    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与汕尾交界的地带，“奔向海陆丰”几个鲜红醒目、苍劲豪迈的大字赫然映入人们的视野。这是徐向前元帅写给英雄的海陆丰人民的。 元帅亲自撰写的《奔向海陆丰》原载于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曾收入全国中学语文的统一教材。九十年前，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在广州起义遭遇挫折后，随英勇的红四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杀敌突围，穿山越岭，冲向海陆丰大地。那里，刚刚成立起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那里是人民红色政权的摇篮，是大浪淘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希望。

在海陆丰战斗过的革命家：贺龙、刘伯承、李立三、吴玉章、谭平山、林伯渠

    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位被毛泽东盛誉为“农民运动大王”、被瞿秋白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中国农民最爱戴的领袖”的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海陆丰革命运动，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大旗，掀起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怒海狂潮，一举摧毁了海陆丰境内的封建堡垒势力，建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地区的一个优渥大户，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在《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出版）报告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家里虽富有，但彭湃目睹了国家贫穷落后，民族积弱被欺，农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彭湃于191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对友人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那时正是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兴盛之际，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地方，李大钊、陈独秀等也都曾在此求学。彭湃在那里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克思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变革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了他毕生献身的革命事业。

    回国后，彭湃在家乡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利用担任海丰教育局长的机会，锐意整顿教育，聘用思想进步的留学生当校长、教员，倡导教育为劳动者服务，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参加该研究社的青年有70余人，彭湃宣讲《社会问题的管见》、《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起学习和讨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那些青年后都成了革命斗士。

    思想激进的彭湃在当时官场里自然难于容身。他开始将时间和目光转向广阔农村，“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一开始，他穿着学生装、戴着白通帽去跟农民接触，人家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都躲得远远的。于是他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泞小路到村间和农民唠家常、交朋友，帮助农民们拔草、浇水、舂米，边劳动边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7月29日经过艰辛努力，彭湃终于争取到了青年农民张妈安、林焕、李思贤、李老四、林沛等五人的支持，在彭湃的得趣书室成立了“六人农会”。这是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新开端，从此，彭湃在农民中深深扎下了根，张妈安等五位农民，成为彭湃发展和壮大农民运动的得力帮手。

    彭湃对理想的实践，是无私而彻底的。1922年11月，彭家兄弟分家。彭湃决心让革命烈火首先在自己的封建地主家里燃烧起来。一天，彭家门口的龙舌埔有戏，农会通知各乡农民前来观看。开演前，彭湃拿着一大捆田契走上戏台，高声宣布：“彭名合（彭家产业商号，编者注）的田不是彭名合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起五更睡半夜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说罢，便一张一张宣读田契所写的佃户姓名、地点和亩数，然后当场烧毁。翌日，彭湃焚烧田契的革命义举，迅速传遍了海陆丰大地。这位将田产统统还给农民的地主家阔四少，成为了彻底的无产者。受其感染，他的妻子、三哥、七弟、侄儿后来均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战士。彭湃为农民兄弟争取权益、推广农民教育，开办农民医药房。农民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农民兄弟称他为“彭菩萨”。短短5个月后，海丰农会会员人数突破2万。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亲自设计会旗、起草农会章程，提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的总农会奋斗纲领。农会很快在广东省广泛遍及。

    1924年彭湃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接受彭湃提议，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亲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并在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兼任教员。1925年9月彭湃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这届学员招收范围扩大到全国八个省。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亲自主办第六届农讲所，彭湃向学员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等十二条农民运动注意事项。毛泽东将彭湃所著《海丰农民运动》一书列入了《农民问题丛刊》，并在序言中指出：彭湃的这篇著作及其它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规定为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

    1926年海丰农会会员人数占到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农民运动使当地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1926年9月在《农民运动丛书》序言中激动地写到，“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5万户25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

1927年武汉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彭湃；（下）1922年和1925年海陆丰农会会旗

    1927年8月1日，彭湃作为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四位核心成员之一，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随军南下潮汕，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亲临前线英勇参战。1927年11月，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广东省海丰建立。

    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白鑫向敌人告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逮捕。同时入狱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被捕当晚，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设法组织营救，后因时机耽误，未能成功。

    敌人对彭湃施以酷刑，将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湃与杨殷等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请求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8月30日下午，即将就义的彭湃将身上的衣服赠予难友，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条飞翔的苍龙（彭湃是位有天分的艺术家，家中墙壁上悬挂着不少他亲手绘制的很高水准的思想家肖像和自画像），微笑着对难友说，“我快要上天了！”之后他们高唱《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慷慨赴死。那一年彭湃的次子彭士禄年仅4岁。

    彭湃牺牲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痛彻难当，流着眼泪连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他曾领导海陆丰几十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地反抗着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革命战士的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价值。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百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动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起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彭湃（下左）、蔡素屏（下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等领导海丰三百名妇女组建“卢森堡队”和四百名赤坑妇女组建“红色粉枪队”，两支中国最早的红色娘子军配合红军英勇作战，威震东江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国民党实行血腥屠杀。彭湃的祖居被敌人烧了，国民党四处搜捕彭家的亲属。1928年，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时任海丰县苏维埃妇女解放协会主任）不幸被捕，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甚至恶毒地用铁丝穿透她的双乳，但她始终未交出农会组织人员的名单。9月就义那一天，被五花大绑的她，背上插着“共匪苏维埃妇女主席”的标签，在沿街百姓们热泪滚滚的目送下，一路高呼“农会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在这前后，彭湃的三哥彭汉垣、侄儿彭陆相继为革命献出生命；彭湃的第二位夫人/战友许冰（许玉庆）、七弟彭述也在大南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彭家革命烈士：许玉庆（许冰、许玉磬）、彭汉垣、彭述（彭陆未留下照片）

    彭士禄的祖母周凤，出生于海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被卖到地主家作婢女，16岁嫁到彭家为庶母，为人谦和，富于同情心。受母亲的影响，彭湃很小就对周围的贫苦人家怀有强烈的亲近感和同情心。随着年岁增长，彭湃开始公开表达对于种种不公平现状的不满。周凤回忆：“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时常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县里的贵族门口，连经过也不喜欢。”在儿子彭湃的影响下，周凤逐渐地开始接受进步思想，把自己的积蓄和首饰全部拿出来，做农会的经费，并把自己的骨肉至亲的生命一个个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1930年9月，周凤在掩护革命同志时被敌人逮捕，狱中英勇不屈斗争，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后在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努力营救下获释出狱。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彭湃、蔡素屏、许玉庆、彭汉垣、彭述、彭陆       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周凤老人又毅然将几个孙辈后人都送进东江纵队等革命队伍参加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周凤应邀出席全国烈士家属代表大会。1956年11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周凤老人时，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是彭湃的好母亲！”

    在中国革命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起步阶段，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在党和彭湃等领导下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火种；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部队奔向海陆丰，与海陆丰军民并肩战斗，燃起了熊熊革命烈火。海陆丰人民为红二、红四师的艰苦转战提供了坚强依托，建立了长达七年的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实践依据。这块红色土地与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休戚相关、血肉相连。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海陆丰这片英雄的土地，海陆丰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山河同在，日月同辉。“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斗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习近平）

周凤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惨烈腥风血雨 百姓冒死育孤

    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斩草除根，彭士禄和大哥彭绛人还有刚出生的弟弟彭洪都埋名隐姓，分别被老百姓藏匿了起来。1930年，七婶把小士禄秘密接到香港，和祖母一起靠糊火柴盒度日。1931年6岁时，他被转移到潮安，送到穷苦百姓家寄养。那时，国民党搞“五保联防”，潮安、金砂乡一带的乡亲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士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仅在潮安一带，就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有几十位“爸爸”“妈妈”。后来，他被送到红军队长陈永俊(后牺牲)家，由陈的母亲潘舜贞抚养。期间，他学会了绣花、打柴、放鹅，以帮助家人维持生计。1933年时任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陈醒光叛变后，士禄和潘舜贞一起被捕。在潮安县监狱的女牢房，士禄还遇到曾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狱中悉心照顾士禄的两位妈妈忍受酷刑，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肯供认士禄是彭湃的儿子。男女牢房几百位难友见到这位少年犯衣衫褴褛，共同凑钱为他做了一套新衣裳，给了士禄无尽的温暖。数月后，他哭别两位妈妈，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监狱。一年的“感化”几乎让士禄病死在狱中。1935年夏获释后，已无家可归，只好跟“婶娘”乞讨度日。1936年夏，士禄又遭逮捕并再次被押送到潮安县监狱。

（上）彭湃亲题“彭湃及他的小乖乖”（绛人、士禄）唯一合影照（1926）；（下）1922年的彭湃；1933年石炮台监狱8岁“小政治犯”彭士禄照片被《民国日报》等报刊杂志醒目标注“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1936年周凤费尽周折在潮安找到士禄的下落，并通过陈卓凡设法将他营救出狱。祖母带他到澳门，住在柯麟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七婶杨华当时正住在柯麟家，公开身份是佣人。祖母后又将士禄带回香港，在圣约瑟英文书院读了两年小学，再被送到彭泽民家。受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士禄与堂弟彭科立志救国、救家、救百姓，一起离开香港，奔赴惠阳平山，找到在那里当队长的堂兄彭雄，参加了游击队。彭士禄由此成为了东江纵队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延河模范学生 留苏寒窗苦读

    被党组织送回香港并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家里住了一段时期后，1940年夏，彭士禄随着彭光涵（参与拟定“国旗、国徽、 国歌、首都、纪元”方案，原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为避人耳目，两人一路兄弟相称）带领的一批华侨转道桂林，奔赴延安参加抗战。在桂林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几个女教师照顾着彭士禄等十几位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弟。贺怡对士禄格外疼爱：“我很敬佩你爸爸。我们有责任将你抚养好。”

    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带领士禄等人辗转到达重庆后，在八路军办事处，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留着胡子、穿着夹克的周恩来凝视了好一阵后激动地拉起士禄的手说，“孩子，终于找到你了！”他抚摸着士禄的头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把地契烧掉，变成了无产者，一心一意闹革命，真了不起呀！到了延安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1940年底，彭士禄一行人抵达延安。在那里，他得到蔡畅、帅孟奇、邓颖超、贺怡等好几位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他在延安中学刻苦学习，积极劳动，成为模范生。1942年延安中央医院要从学校调一批学员当护士，彭士禄报名前往，每天给伤员病号洗衣喂饭，不怕脏累，被评为模范护士。期间因患肺结核，经常咳嗽吐血，蔡畅知道后将他调离医院，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5年8月1日经陈勇岷和陈锦华介绍，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表现突出，入党即被破例免去预备期，不久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作为技术员在宣化、阜平和石家庄炼焦厂、炸药厂工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学习，1951年考取赴苏留学。贺子珍和贺怡亲自为他添置了一身黄呢中山装。临行前，周总理接见这些留学生时嘱咐道，“同学们，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啊……”在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苦读的彭士禄深知，国家派出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当时国内25到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相当于国内培养26名大学生的费用总和。他奋发图强，拼命学习，门门功课优秀。陈赓将军访苏时，彭士禄等少数学生被选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

    几十年来的考验，证明了那一代留学生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他们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深情，学成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成为了撑起共和国的坚强脊梁。彭士禄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感慨万分，“留苏期间，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彭士禄与夫人马淑英（留苏同学，北京化工学院任教，后任核潜艇相关技术研究室主任，国家科技情报成果一等奖、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优秀科技情报成果奖）

    起潜龙呕心沥血 长风破浪会有时

    核潜艇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最为先进的水下武器装备，它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内核是原子反应堆，是核潜艇心脏的心脏。1958年底中国组建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苏联以技术过于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任何援助。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浑气魄，激励着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这项直接关系国家命运的伟大事业。

    1960年，彭士禄在原子能研究所十二室五大组从事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1961年十二室五大组调十局，彭士禄任设计组副组长，年底接受郭沫若聘请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反应堆”、“热工动力”等课程。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三年经济困难，因此1962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科研队伍，由彭士禄负责全面工作。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潜艇研制遭到国际技术封锁，举步维艰。彭老回忆，“当时条件很差呀，室内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有时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我们就挖野菜吃。当时也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器，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1963年彭士禄任国防科工委七院（中国舰船研究院）十五所(核动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那时核潜艇工程没有总工程师，他是实际上的总工程师）。1965年3月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士禄带领一批科技和工程骨干队伍奔赴四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并出任基地副总工程师（当时也没有总工程师，彭士禄为技术总负责人）。

    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最初方案中，设计人员将一个主要参数提议为200个大气压，该参数主要参考了当时苏联列宁号核动力船舶设计资料。“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叠加法，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放大后确保安全，缺点是得到的数据会非常大；一种是统计法，综合平衡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但这种方法对决策者的技术把握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于200个大气压的数值，核反应堆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表示非常理解设计人员的苦衷，因核潜艇是高密级工程，当时又处于特殊年代，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但如果选择200个大气压，意味着冷却水温度压力高，而当时我国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90个大气压。在彭士禄的主持下，最终200个大气压被果断降至某个较低数值。周永茂感慨道，“彭士禄不迷信国外的数据。如果当时头脑发热，估计到现在也设计不出来。”后来苏联方面也证实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确实存在错误。

    当时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都没有经验，大家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分歧很大。这时，一个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意见并力排众议做出决策的“总师”显得至关重要。如没有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大义责任担当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没有科学家的严谨执著和钢铁意志，是不可能毅然决然地去主动挑起这副千钧重担的。

    核潜艇建造中，彭士禄大胆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敢拍板，另外三分风险再想办法避免。敢担风险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曾有记者对核动力工程无数重大方案取舍的核心技术决策人彭士禄问道，“这么多风险巨大的行动方案，您为什么就敢拍板啊？”彭老的回答干脆利落：“懂行。”“在科学上不冒一点风险，将一事无成。再说，如果你总工程师都不敢担风险，那还要你这个老总干什么呢？”“关键时候不拍板怎么行？拍错了我负责，砍头砍我的，要坐牢我去。拍对了，功劳和成绩是大家的。”彭的拍板并非盲动或心血来潮。“我胆子是大，敢做决定，但我有根据。所有的数据我都是自己算过的。”他随身总带着计算尺。为了一个公式的推导，一个数据、参数的计算，他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的决策是建立在数据化和理智化的基础上，从不攀附权势、资本、名人或学术权威。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彭士禄主持确立了我国第一艘潜艇核动力装置设计方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要参数的简明计算方法。该方案为满足核潜艇的总体性能要求，在主参数选定、主设备选型、各系统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中国核动力事业的突飞猛进，就是在以彭士禄为代表的中国核动力事业专家骨干们的科学决策担当和顽强拼搏精神的感召下干出来。

中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中）、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右）、第三任（现任）总设计师张金麟（左）

    在组织建造1∶1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过程中，彭士禄始终身先士卒，坚持冲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全程跟踪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同志们每次都试图阻止彭士禄参加重大行动的“突击队”：“彭总，您不能下去！”“老彭，这里太危险，你是抓总的，在指挥部听信儿就行了！”彭士禄的回答是，“这是大事，一国之所系，我若不亲自参加，还能算是称职吗？”他认为，即使有时实在不让他参加具体操作，他哪怕就是坐在核反应堆装置边上，对同志们也是一种无形的莫大鼓舞。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核动力装置一次性成功运用于潜艇起到决定性借鉴作用。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列装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核潜艇作为水下武器装备的重中之重，是海洋国家展示大国军事力量的秘密“杀手锏”，是有核国家“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最有效的第二次核打击手段。只有拥有核潜艇，特别是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才能有资格称得上是具备战略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在建国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短短6年时间，中国就奇迹般地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项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振奋了国人，震惊了世界！

    1978年，彭士禄因核潜艇的成功设计研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次年54岁的彭士禄出任六机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并由国防科委、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任命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作为总设计师，除了其专长核动力外，他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协调问题。1985年彭士禄因《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作为第一主要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各兵种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奖”。

彭士禄研制核潜艇时用过的计算尺；与聂力将军（聂荣臻元帅女儿）车间调研

    1985年，“世界核潜艇之父”、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总设计师、美国核海军的奠基者海曼•乔治•里科弗来中国访问交流，接触了中国很多核动力方面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临上回国飞机时，在谈及此行的感想时，里科弗不无遗憾地感慨道，“就像两颗彗星不相遇，你们的真神没有出来现身……”一年后，里科弗脑溢血溘然长逝，留下了永久遗憾。

    里科弗眼中的“真神”，指的就是被国外报刊媒体广泛赞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的里科弗”的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彭老则表示不同意这种所谓“之父”的称谓：我若为“之父”，那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那些为核潜艇设计建造做出卓越贡献的成百上千的功臣们又是什么呢？我有幸在“文革”中开始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们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彭士禄在家中计算核工程项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