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史上，西北农民银行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

    据黄河新闻网报道，2017年8月12日，在山西省兴县观澜国际宾馆会议厅，隆重举行了西北农民银行创立八十周年金银券(钞)首发仪式暨纪念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八十周年”  的计数是把兴县农民银行的三年存在时间合起来的，不然，西北农民银行就是77周年。今年12月，适值兴县农民银行创建80周年纪念之月。为此，笔者作本文纪念那段尘封的历史……

    1937年10月底，中共秘密党员刘少白受党组织派遣，以山西著名士绅的公开身份，从太原回到家乡兴县开展抗日工作。11月中旬，统一战线性质的“兴县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成立，刘少白被推举为动委会经济部长，负责动员民众为抗日捐款捐物。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不足10万人口的兴县，捐出银元6万余元、粮食700余石。其中，著名士绅牛友兰捐银元2万3千元、杨家坡地主杨笃人捐银元1万5千元。在此基础上，1937年12月底，兴县农民银行建立，刘少白担任经理。

    关于兴县农民银行的建立，以往一些相关记述比较含糊笼统，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刘少白传》，对有些情节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和澄清，还原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是关于兴县农民银行建立的具体经过。以往多记述为“晋西北党委决定，创办兴县农民银行，任命刘少白为银行经理”。兴县农民银行是中共领导抗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就一定是晋西北党委决定成立的，是有存疑的。因为晋西北党委究竟何时、由谁做出这个决定，一直缺乏史料依据。晋西北党委的决定，是要由兴县县委来执行的。而兴县县委是如何执行的，无论兴县党史办还是兴县志，均无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个人的回忆，是个空白。而且，刘少白当时是秘密党员，与当地党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共晋西北党委又如何能够任命他为经理呢？

    2003年12月，山西省委召开过纪念刘少白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会议期间，老同志们谈到成立兴县农民银行的往事。李政亭（当时由共产党上级党委正式派出的兴县县委成员，不久后担任了县委书记）对刘少白的儿子刘易成说：“我们到兴县时带有一条指示：凡是涉及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的事必须报告关向应政委，县委无权自行处理。你父亲是秘密党员，我们并不知晓，而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则是你父亲的主意。那时大家还搞不懂这银行咋个办法，提议和整个筹备都是由他主持操办。”李政亭是亲历者，他提供的这个情节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也符合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刘少白传》就采用了李政亭的这一忆述。

    关于这段历史，刘少白本人也曾写道：太原失陷（1937.11.9），抛弃一切，转回原籍。因八路军创立根据地故也。适动委会成立，即邀我担任工作。于是动员资金，设立地方银行。民二十八年（1939年）又设西北农民银行充任经理。刘少白还说过：我是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入党，三八年，在延安经刘少奇同志致函关向应同志，认我为特别党员，此后关向应同志对我的帮助就大了。四二年，承主席介绍于林枫、贺龙两同志，并命我保持统一战线的态度。四五年夏在延时，林枫同志又介绍于周恩来同志。（1949年，全国政协筹备期间，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公开了党籍。）

    二是关于兴县农民银行的管理。兴县农民银行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有抗日捐款作为准备金，而捐款的持有者和管理者，是兴县动委会。参加过兴县农民银行创立工作的牛何之（建国后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在筹备期间曾召开过董事会，到会的有牛友兰、刘训山、刘少白、张干丞、朱哲人等八九位董事。虽然在有关兴县农民银行建立的各种记述中，提到曾召开董事会的，仅牛何之此篇，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不仅牛何之是亲历者，而且既然办的是银行，不是群众团体，那就总要有个董事会。另一方面，在当时全民抗战的火热潮流中，以民众捐款作为准备金开办的银行，与今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股份制银行，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点，从银行董事会的与会者上，就可以看出来：牛友兰是捐款最多的士绅，刘训山是当时兴县唯一的举人，张干丞是县长、县动委会主任,刘少白是动委会经济部长，朱哲人是动委会分配部长。与会者既有捐款大户，又有社会贤达，但主要还是动委会成员，这显然既体现了民众捐款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也表明了动委会是捐款的持有者和管理者。董事会是否设有董事长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提及这一点。即使有，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大概也只能由动委会领导担任。事实上，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再也没有召开过上述董事会。银行人员十分精干，日常管理由刘少白负责。对银行实施领导的，初期是兴县动委会，以后是八路军一二零师。重要的任务，由一二零师政委关向应直接向刘少白布置。

    晋西北背靠黄河，过了黄河就是陕北中共中央根据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扼守陕北门户，因而也成为日军不断进行残酷扫荡的重点地区。在扫荡与反扫荡的反复斗争中，兴县农民银行的金库、钞币印刷厂，长期遭受着日军的侵犯和阎锡山军队的劫掠，不得不在黄河两岸陕晋高原的深山沟壑中几经辗转。虽然历经磨难，但最终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那些日子里，刘少白骑着贺龙送给他的那匹白战马日夜奔波……这些情节，在《刘少白传》中都有具体记述。

    1939年底的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势力被迫退出晋西北。1940年初，以贺龙、关向应为首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兴县农民银行基础上，成立一个完全在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新银行，由刘少白继续担任经理。据刘少白生前回忆，新银行按照关向应的意见，确定为西北农民银行。这当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改为新银行后的第一批纸币，是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天津日伪地区秘密印制的，但把  “西北农民银行”  印成了  “晋西北农民银行”  ，多了一个“晋”字。不得已，刘少白想了个办法，用毛笔杆蘸上墨汁把晋字涂掉。几个人关在屋子里干了二个多月，工作人员的袖口都磨破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多年后，这批尚存于世的用墨汁涂过的“西农币”，竟成为货币收藏界价值不菲的罕见珍品。

    1940年5月10日，西北农民银行正式成立，刘少白任经理。贺龙、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等晋西北党政领导人出席成立大会。会后，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出版的《新西北报》上发表谈话，号召晋西北党、政、军、民、学各界，信任现在政府所发行的新币。以群众力量维持新币价格，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得到发展繁荣。

    1941年春，在日军残酷的扫荡和围困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物质极其匮乏的巨大困难。晋西北行政公署号召全体军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发展生产、渡过难关。在晋西北行署直接领导下，西北农民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少白带领银行人员紧急筹措资金，及时发放春耕贷款及春苗贷粮，并深入村户地头，及时纠正和防止放贷中的错误和偏差。当年就发放春耕水利贷款20万元、贷粮1000石。到1943年，已累计发放贷款5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