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邓大姐看过了双清别墅后，就去大连休养了。她可能是要去大连看看。她和总理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大连遇险、脱险。关于这件事，现在有些资料上讲的不够完全、准确。邓大姐曾对赵炜和高振普说，“现在我该出来说话了。”赵炜、高振普说，“您是该站出来说话了。”邓大姐说:“对，赵炜，你给我拿笔和纸来。”赵炜说“别这么急呀！”邓大姐说“不，要只争朝夕！”写谁呢？写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周总理的这两个弟弟在他们的脱险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的大致情况是，周恩来、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路过大连时，遇到了驻扎在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因为敌人不能确定对方就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周恩来”，而坚称自己是“王某某”，是“商人”。当时周恩来给弟弟恩寿写信，就写了六个字，“问舅父好”，署名是“大鸾”。周恩寿一看笔迹和“大鸾”的署名，就明白这是哥哥来了……

　　周先生回忆道:周同宇对总理的感情极深。1976年1月9日凌晨，我听广播，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悲痛。当时我没有去西花厅，我知道我也进不去，而是立即骑自行车直奔周同宇家。一进门，就看到周同宇站在桌子上，正在悬挂总理的遗像。婶母站在地上帮助扶持。见到我后，就给了我一个黑纱。她手里还拿了一摞黑纱，他们家孩子多，提前作了准备。从这可以看出周同宇对总理、自己的亲哥哥的深厚感情。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参加为兄长治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