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懵懂的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要去他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台湾。

    “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开始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胡肇汉在一个朋友的布店里被捕

    就此，笔者辗转在吴江市找到了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抓捕胡肇汉时，谢德文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

    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次行动，根本没有怎么当回事，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沙家浜》这部戏。而且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当时苏州公安局去的一共是五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当时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这个布店老板确实是父亲的朋友，父亲还曾在他那里寄放了两样东西，是一块金表和一支派克金笔，说家里在紧张时可以应急用。后来母亲去要时，那位朋友的妻子却说，她的丈夫也为此被抓了，她已经把这些东西卖掉了。”胡中元说，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就没有再去纠缠。

    谢德文老人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报纸上写了个报道而已。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首恶死刑，立即执行！据说当初胡肇汉是软瘫在地的，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