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忠义救国军”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错综复杂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
沈伟东说,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自从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后,“胡司令”的历史随之灰飞烟灭,家人下落也成了谜。
近日,根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其实胡肇汉的家人一直就住在苏州,他的长子还成了一位著名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