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毛主席和几位老帅的接触

    1966年10月中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的革命小将，齐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参与接见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领导。那次，我有幸被总参管理处选为接见代表，其中还有刘伯承的警卫员周同生(后任总参军需处大校处长)，聂帅警卫员李德福，还有一个周起龙。

    中午12点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坐着敞篷车缓缓地开过来了。

    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第一排，当与毛主席近在咫尺时，我举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有缘，毛主席向我前倾身体，把手伸了过来，一双宽厚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虽不到一分钟，我却铭记终身。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走访刘伯承元帅家。

    刘伯承元帅的住所在王府井跃进路(29号信箱)，那次是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带进去的。那时，刘伯承正在家养病。

    那一天，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我向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刘帅您好。”他欠了欠身子，微笑着应了一声，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南的。他说：“还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嗬。”接着又问我在哪个首长家工作，我说在林副主席家里搞内勤时，他毫无表情地应了一下“哦”，看来他对林彪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后来，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告诉我：原来在一次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有人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打破迷信观点。”林彪又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作为军事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在林彪的挑动下，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帅，使这次会议的批判升了级，迫使刘帅违心地作了检查。

    五、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1967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北航“红旗”的大头目韩爱晶等造反派骨干，进行批判彭德怀的战前动员。从7月26日开始，彭德怀先后被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1967年8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德怀等的批判会。当时，批斗彭德怀，造反派组织要写借条，要保证留活口。批斗会当晚，林办秘书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批斗会。那次，彭德怀是由两个警卫战士搀扶着出场的。还未站稳，就被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彭德怀被打倒，又被拽起，连续几次殴打，满脸都淌着鲜血，惨不忍睹。那天陪斗的是罗瑞卿，由于他之前被逼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是由两个大汉用大箩筐抬来的。这次批判会由一个姓段的人主持发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军事修正主义分子”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左手持语录本，右手高举喊口号。我本不想举手，但不举手又怕说我是反革命，只好违心地举手喊一阵。

    1969年3月份，我从黄永胜处返回林彪家，由于工作出色，受到林彪的表扬。这时，管理处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闲散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要求转业。临近转业时，林彪和叶群又拉我到办公室前面的石榴树下，让我站中间照了张合影。此张由林立衡拍摄的相片，弥足珍贵，可惜在林彪倒台后，这张珍贵照片被家人焚烧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权将这做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