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吹号，弹月琴，弹钢琴，书法也不错……可惜的是，他的空闲时间太少了。他常常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读书，他读书的兴趣广泛：古书籍、诗词、马列经典著作、历史和文艺理论……战争年代他的马背上驮的不是生活用品，而是书籍，只要有时间，他会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几次申请得到机会都因为要派他执行新的任务而放弃了。所以，当我考上清华大学，父亲郑重其事地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大学，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并与我约法三章：学习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要低标准，要向工农子女看齐；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

　　父亲对我——他的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要求更严格一些。我们这些子弟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我从小就不爱穿新衣服，所以常来我家的肖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我在大学一年级入党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色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大字。

　　父亲待人厚道重情义

　　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对老同志、老战友，特别是老红军和有才华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即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父亲也会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并实事求是地对他们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

　　每当我放学回家，闻到一股米粉豆腐(这是我老家的特色菜)的香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伯伯又来我们家了。这些老同志，不管他们是哪个“山头”的，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他们也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可以毫无拘束地向父亲反映部队现状，谈自己对部队建设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父亲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拿到军委会议上去研究落实。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

　　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子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她。

　　父亲吃饭从不挑剔，从不浪费，有时刚来的战士把米饭做生了，他也会津津有味把饭吃完，也不会去批评战士。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把好菜好饭留给孩子们吃，而他吃最少的一份。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偶尔醉一两次，也准是和老战友聚会。

　　病榻上父亲还在酝酿机构改革的设想

　　1983年，父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政协提案等工作，父亲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1984年父亲深入工厂、院所、城镇调研，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呈中央领导，他是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早提出搞市场经济的人之一。

　　1985年4月，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仍不顾家人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政协会议，因为胃癌的扩散，堵住食道，父亲一吃东西就打嗝，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开会，父亲干脆不吃东西，坚持把会开完。

　　父亲住院时，已是癌症晚期了，他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病中他撰写了纪念牟宜之的文章“有功岂必书之碑”，对这位曾经是国民党的县长，曾经为八路军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后在父亲的感召下，参加革命的同志表示了深深的怀念。他还为《长春起义》一书作序。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病痛使他无法伏案执笔，他便口述，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呈中央领导阅。在这篇文章里，父亲分析了现存体制的弊病，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