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肖华全家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肖霞、肖霜、肖露、肖雨、肖云，后排左起：肖华、王新兰

　　父亲16岁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伯伯长父亲18岁，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首长全来了，周伯伯讲话时，突然有六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周伯伯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他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父亲安然无恙……

　　患病期间，呕心沥血谱写《长征组歌》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和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同他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眼下又有了空闲时间，于是，父亲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

　　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父亲的转氨酶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期间我从北京飞到杭州探望父母，当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阅读时，我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父亲对长征的深深情结。

　　父亲将刚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肖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在电话的另一边，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总政将组诗谱曲的任务分别下达给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驱车前往，并对排练的演员们讲，你们要用肖华主任写“长征组诗”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总理先后看了十七次《长征组歌》，他能一字不落地唱下全部歌词。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演出，连演30余场，场场爆满，很多老红军满含着热泪看完演出，仿佛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从此，史诗般的《长征组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总理在弥留之际，还想再听一遍《长征组歌》……

　　十年浩劫，《长征组歌》也像他的作者一样，遭到不幸。小平同志复出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复排《长征组歌》，这才有了经过父亲修改歌词的1975年版《长征组歌》。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父亲从不打骂孩子，空闲的时候，家里总是充满歌声

　　我们这些北京的“高干子弟”都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父辈很少给我们说教，讲大道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繁忙的工作使我们见一面都很难，其次是父辈更注重身教。父亲白天在总政机关上班，晚上常被主席、总理或军委其他首长找去谈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父亲对家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的母亲王新兰是个红军时期的干部，抗战时期已经是正团职。实行军衔制时，按资历应评为副师大校军衔，由于父亲的干预，她只被定为正团上校军衔。日后，我母亲多次放弃升迁、晋级的机会。

　　在我们的眼中，父亲永远是年轻、乐观、有朝气、有激情的人，他和孩子们是朋友，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也从不打骂孩子。当他有空闲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他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一起走访总政机关基层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