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很多日籍医务人员和其他在卫生部门中工作的日籍人员，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涌现出大量的模范和功臣。据1950年第13兵团卫生部的统计，在卫生部门中立功者1887名，占卫生部门总人数的60％，在立功人员中日籍人员约占1／4。女护士桓本等还被选为出席1949年12月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铮铮誓言。

　　陈云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

　　胸前沾有油渍，袖口也有点残破，就是这么一件陈年日久的黑色棉大衣，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这不是市场里买来的普通商品，而是陈云同志亲手送给朱理治的。这件大衣不但是革命时期同志友谊的见证，而且也是朱理治为党奋斗一生、一片丹心写忠诚的真实写照。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又是一个十分贫穷和落后的地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更加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使边区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勤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稳定金融贸易和发展金融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并先后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在与陈云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那时东北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亲自挑选一件大衣，专门派人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他的终生。

　　2007年5月，这件文物由朱理治的长子朱佳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献给了沈阳军区后勤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