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四军是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平衡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提出要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拉下山进行改编，以便走上抗日救国最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而蒋介石则是为了其统治的安宁和借对日作战来消灭异己。至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之职，也颇具戏剧性。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他想派人去指挥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过来的队伍，共产党又不会同意；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可能会听他的话，可以利用叶挺来控制这支部队。中共方面则考虑，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党绝对领导的，“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但共产党的提名人选，蒋介石又不肯任命。叶挺虽已脱党，但他是北伐名将，最重要的是要摸清他的政治态度。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要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也知道党中央的难处和对他不完全放心，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在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叶挺指挥部队。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11月3日，叶挺应邀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谈话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讲话中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这时，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到达延安，叶挺与项英（已内定为新四军副军长）在延安见了面。13日，叶挺先回到武汉，当天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表示：“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1937年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设在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9日，军部正式挂牌对外办公。2月11日，叶挺由武汉抵达南昌。他呕心沥血，到处奔波，利用他在海内外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为新四军的组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军部机构的建立健全、军费的筹措、人员的招募、枪弹的购置、物资的补充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吸收了大量的爱国青年投入新四军，而且动员了许多文化人和专门家参加，使新四军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高。如动员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来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邀请医学专家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医务处处长；安排大学教授、爱国民主人士林植夫担任敌工部部长；还有经济学家钱俊瑞、薛暮桥，音乐家任光、何士德等都被委以重任。新四军成立时，仅有6200支枪，叶挺想方设法从香港买回了3600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