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品德纯美 家庭和谐
周恩来品德纯美,不仅表现在战斗、工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思想和灵魂的结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连结,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爱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艰难困苦、生死关头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边。因无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区上部,以控制炎症的发展。三天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才转危为安。周恩来清醒后没有两天,邓颖超因掉下沼泽后发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了。邓大姐坚持把这支针留给周恩来,自己靠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
在事业上,他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担任部长。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实行薪金制时,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周恩来为在全党树立廉洁奉公、正确对待名利权位的好风气,总是带头压低自己和邓大姐的工资、职务和待遇。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周总理又给改为6级。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总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她的秘书赵炜问及是否知道当年毛主席的提议时,邓大姐说,早就知道此事,并且很平静地讲,“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
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邓颖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凌晨三、四点才驱车回到家。为了不影响邓大姐休息,总是与工作人员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外交秘书陈浩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周恩来小道”。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特别嘱咐秘书:“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有时到早上八九点了还没有睡觉,邓大姐怕干扰他的工作,又担心总理的健康,就写个纸条,让工作人员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提醒他:“恩来,该休息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热烈而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总理安全返京,一进门,邓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周总理把邓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周总理深深在邓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令人羡慕,那么令人感动。
他们的婚姻达到了“革命与生活的和谐”。如黑格尔所讲:“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
民主平等 严谨守纪
周恩来是平等待人之典范。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有一次,由于周恩来的汽车驰入中南海时车速较快,警卫战士小韩没有看清规定的汽车出入信号,就挥起指挥旗拦住了汽车。但当小韩看到周总理在车内向他微笑致意时,顿时不知所措,竟忘了向总理立正敬礼。周恩来看到了小韩紧张的神态,所以一下车就给警卫处领导打了电话,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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