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还是他检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给他一个特别的单人沙发。他的笔筒就是个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阅文件，连个台灯也不让买，还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棒、铁皮给他制作了一个。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1963年他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讲，领导干部要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些教诲，在今天听起来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周恩来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周总理还强调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亲属关。他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总理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了部队当了兵后，很生气，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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