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克服“左”的倾向，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安排好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依靠群众，渡过难关。邓拓在会上就报纸的宣传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欠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传达以后，《北京晚报》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邓拓的意见好，为《晚报》出了一个好题目，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并请邓拓本人来写，由当时担任《北京晚报》副主编的顾行和副刊编辑刘孟洪去约稿。开始约稿，邓拓没有答应。经再三约请，邓拓表示同意，决定专栏的名字叫《燕山夜话》，他的笔名用“马南邨”。他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就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邓拓的《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和读者见面。到1962年9月2日停止，共发表153篇杂文。邓拓在《燕山夜话》编辑成册时的《奉告读者》中说“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燕山夜话》中也有一部分文章谈论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方面的问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下，邓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丰富的历史知识，探讨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说大话、空话等“左”倾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不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本杂文集子竟被用来作为制造政治阴谋的导火线，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一伙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陷《燕山夜话》是邓拓“窥伺有利时机”，“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反革命心情”，“经过周密策划而后出笼的”；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博得了群众的喜爱。在《北京晚报》的影响下，《前线》杂志编辑部也向邓拓提出了组稿要求。邓拓感到他自己一个人力不胜任。《前线》编辑部考虑了他的意见，又邀请了吴晗、廖沫沙，由他们3人共同开辟一个专栏，名称是《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每人各写20篇左右。一贯投机钻营的姚文元，在《燕山夜话》受到社会普遍好评的时候，他也曾推崇备至。然而，三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还是这个姚文元，在他那篇充满谎言和恫吓的《评“三家村”》一文中，无中生有地一口咬定邓拓、吴晗、廖沫沙结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四人帮”以邓拓为“突破口”，一场政治灾难降临在邓拓头上。
他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当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刚刚开始重新得到发展的时候，1966年5月起，“文化大革命”以铺天盖地之势迅速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造舆论”开始，吴晗、邓拓、廖沫沙被拿来开刀祭旗。从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入手，上追“后台”，下扫“牛鬼蛇神”，先砸烂北京市委，继而搞乱全国，接着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完整的战略部署。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无中生有，诬陷吴晗。彭真和北京市委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在僵持了19天之后，迫于形势，北京市委同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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