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留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整整30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们,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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