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时,显得特别的认真,还不时问记者听懂了没有,生怕记者听不懂他那口江浙话而记录有误。“可能是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好多关于主席如何治疗的请示报告都是我代笔的,送上之前先给主席看看,他认同了便写个‘同意’,请示内容是我们保健专家的治疗方案或意见。”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方面的关心早已传为佳话,但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革’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可是,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从而,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给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难怪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王老依然坚持原则而不讲什么“秘史”、“秘闻”。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他年迈体弱,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记者探问主席究竟是因什么病逝世的,王新德又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说,我说干吗?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外国同行也曾向我打听过,我从没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你不要乱猜,我不会告诉你的。”并说,像邓小平逝世公布了他的病种,主席的病可没公布,叶剑英、陈云、邓大姐都没公布,当然我都晓得,中央不讲,我也不讲。记者一再引导他,希望他给公众解一个谜,然而他一再表示:“对于主席的病,有说是帕金森病的,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我知道,我是神经科保健专家,让我们去,就是要做出诊断,订治疗方案。今天我不会讲,你不要再问了。”他说,保健大夫有一个医德,病人的情况不能公布给大家,如果他没有同意;现在毛主席没有同意,他本人也不可能再同意,你叫我怎么说,这是病人的隐私。
李志绥“回忆录”那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
“在主席去世的前几天,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李志绥‘回忆录’那段生动的描写全是骗人的。”
后来,主席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就连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食嗓子就呛。王新德难以接受面对的现实,心情十分沉重,急切盼望主席的病能一天天好起来。医护人员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为主席配制了鼻饲,护理人员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饲注进去。毛泽东的肺心病不时地发作,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医护人员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气管。“他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两侧髋骨都长出了褥疮,可以想象那难耐的疼痛。可主席从不哼一声,总是用淡淡的微笑来宽慰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怎不感动?!当时汪东兴等中央领导,轮流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由北京医院、阜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三0五医院及北京同仁医院等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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