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荒废,多次写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生前85岁时还曾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给四伯父的信写得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也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他和周恩来又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就这样,12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淮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铁岭,迈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当时,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厢房。周贻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齐齐哈尔出远差,而铁岭的“家”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周贻能只好拜托彭家人,把恩来寄托在彭家暂时生活。笔者1999年秋季曾走访铁岭,据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马阿宁女士介绍,周恩来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过马,喂过马。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吃上了东北的高粱米饭。他本来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饭,高粱米饭凉了之后,又黑、又红、又硬,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很难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时给了他教育和鼓励,让他坚持吃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京见到已故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时,她还激动地回忆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到北平,第一次见到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他问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说,“我的老家不太好,是东北哈尔滨的。”因为我国东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之下,一度使关内人对东北人有歧视看法。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吃了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是东北的高粱米锻炼了我的身体。”
不久,周贻能出差归来,经周济渠的安排,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它位于铁岭古城南门内路西,是一所园林式的古建筑群,始建于清顺治15年(公元1658年)。康熙年间,是全国五大书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东北,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劫掠铁岭城,竟纵火焚烧20余天,百姓黎民惨遭荼炭。也就是从那时起,银冈书院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周恩来来到银冈书院的1910年,正是铁岭学界爱国活动空前高涨时期,岳飞的《满江红》,夏颂莱的《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来都是在该校学会的。
正在成长中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学习与生活,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是非常强烈的,也是他能在13岁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银冈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只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奉礼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税差”,带着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周恩来在铁岭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周济渠也不失时机地对侄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他带周恩来游览龙首山,向周恩来讲龙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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