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闪闪的红星》，凡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少年潘冬子形象来。潘冬子的勇敢、机智不仅使他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那么，《闪闪的红星》是怎样诞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样走上银幕呢？

　　一

　　1961年春的一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小文找到自学成才的部队作家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李心田此前已写过一部小说《两个小八路》，此时，他正准备再写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少儿出版社的约稿可谓适得其时。当时，李心田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学生大多是老红军的后代，而且为数不少都是战争年代（尤其是长征时）与父母失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找到的孩子。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等就是如此。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故事特别引起了李心田的注意。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写有自己名字的军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与妻儿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孩子正是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李心田听了这个故事后便萌生了将它写成小说的想法，并按儿子对红军爸爸“想、盼、找”的思路勾画了整部小说的框架。

　　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心田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这部名为《战斗的童年》的小说，并将它寄给了少儿出版社。李小文看了稿子后，觉得不错，便约李心田来北京改稿，但李心田刚调到前卫话剧团搞编剧不久，一时没有时间，这一拖就是9个月。待李心田稍稍有空时，已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越来越浓的“阶级斗争味”使他担心这部写人情、写人性的作品会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从出版社把书稿要了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话剧团要创作人员把所有作品全部上交，李心田也将《战斗的童年》草稿交了上去。不过，他在交稿前“留了一手”，将草稿偷偷地誊了一份藏了起来。正是他这“留一手”，使这部小说得以保存下来，因为上交话剧团的那些稿子不久即被当众付之一炬。

　　尽管李心田“留了一手”，但他当时并没有指望这部小说能够出版。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派编辑谢永旺向他约稿，李心田才将这部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谢永旺。谢永旺看后对李心田说：“我个人认为这个稿子可用，但要等社里集体研究后才能给你个回话。”

　　谢永旺将稿子带回后，社里请李希凡为这部小说把脉。李希凡看后认为稿子可出可不出。驻社军代表则明确表示不能出，并说：“这个小说像鲁宾逊漂流记，什么意思？”既然权威专家不看好这部小说，军代表又不主张出，大家都觉得这部小说肯定出版无望了。然而，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却很欣赏这部小说，并顶住压力，决定出版。谢永旺于是又找到李心田，就小说中个别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说：“《战斗的童年》这个书名太一般化，你最好给它改个名字。”李心田便将小说名字改成了《闪闪的红星》。

　　1972年，《闪闪的红星》终于出版了。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还专门发文评论，称赞“《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这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不久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传至国外。

　　二

　　1972年10月，“中央文革”文化组在北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虽说是样板戏座谈会，但大家对早已落入俗套的样板戏失去了兴趣，倒是对停顿7年的故事片谈了不少，一些人甚至萌发了拍摄故事片的念头。一天，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组组长的张冬凉无意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闪闪的红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