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反复讨论,11月3日,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采取缓和态度,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9日,他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起草了复何应钦、白崇禧电(通称为“佳电”),首先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接着,就部队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等大计,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并强调:“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求苏北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限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并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
尽管如此,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他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并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
12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已集中12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为此,毛泽东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并提出:军事指挥,在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由陈毅、刘少奇指挥;叶挺渡江后,统一由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1941年1月4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旨意,向新四军发动突然进攻,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非常强硬态度,不怕决裂,坚决打退国民党的进攻。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却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的命令。毛泽东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另7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他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并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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