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性的分析总结。这些分析总结,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抗日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党更加全面的了解东北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作了重要努力。为加强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主持会务,其任务是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教训,派遣干部加强对东北“抗联”和党组织的联系。
杨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秘书长、宣传科科长,同时执教于马列学院。他在处理日常公务及讲课之外,还致力于写作。他在短期内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文长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撰写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点滴》一书共七章,9万余字;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主义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其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的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念》,帮助从事抗战建国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之于《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我党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1941年5月,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我党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杨松担任《解放日报》社首任编辑部主任。办报初期,人少事繁,百端待举。他除亲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每日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二十九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美英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印度人民的独立战争,批判了国民党亲日派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为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发挥了作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杨松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会后,他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更加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听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现状。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41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4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解放日报社和杨松改革新闻工作以很大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他办公室的灯光,经常黄昏亮至深夜,又从深夜亮到黎明。报社编辑部的吴文涛说:“我们编 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杨松仍在工作,点着煤油灯写文章或审稿。”杨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全体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
杨松由于积劳成疾,引起肺病复发。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他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奋力坚持工作。他躺在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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