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造成很大损失的所谓肃反肃奸的反“民生团”事件。1934年末，杨松在周保中处听说了反“民生团”斗争的始末，一下子认识到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他立即给满洲省委写信，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因杨松来自莫斯科，负有指导全东北党的工作使命，故他的信马上引起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视，即派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员到满东，负责调查处理他所说的问题。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得出了同杨松一样的结论。于是在汪清召开东满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作出新的决议，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两年的东满党内军内不正常的肃反肃奸得以终结。

　　杨松在吉东地区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敌，他提出“专打日军和卖国贼，不打中国兵”；对友，他主张“一切反日的队伍都联合起来”；对党内思想斗争，他主张“对同志多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少用处罚制度”。这些主张，有利于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东北抗日游击武装组织“红胡子”中，有少数惯匪、烟匪，损害群众利益，到处胡绑乱捐。为团结教育这支抗日武装，杨松亲自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在杨松的帮助教育下，“红胡子”队伍终于改造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抗日武装。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参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主张，受到代表团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关于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张，更是直接写入了《八一宣言》之中。会后，杨松被调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仍负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1935年10月初，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10月11日，又在此地主持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领导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会议由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电》，代表东北同胞向国民党将领呼吁：“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领土完整。”

　　这年11月26日，杨松在为吉东特委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中，更明确提出了“在目前的东北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这一思想，对于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抗日联军工作的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

　　这些事实说明，历经考验的杨松已经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活动家。

　　撰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为办好延安《解放日报》呕心沥血

　　1938年2月，杨松回到延安工作，但仍然十分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题为《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长篇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东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战分成三个时期，分别就每个时期的特点作了认真地分析，并对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及群众工作、游击战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