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