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