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父亲（编者注：李锐）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编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亲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息的感觉。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于斯，并为之忘我奋斗了二十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两点起床，靠稀粥、豆饼果腹的躯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里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待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对人的摧残，恐怕比《半夜鸡叫》里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彩纸包起来了。年方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面对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

　　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1960.4.19）

　　想着自己在党内廿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感伤。……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1960.7.16）

　　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参加革命廿余年的经历，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结，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作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既已落难，就接受现实，不能钻牛角尖，不能彻夜辗转地苦痛，要曲起身躯，麻痹神经。要想捱过这个坎，必须得这样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黎澍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

张思之(左)、蒋彦永(中)与李锐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