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听说北京市想打通南池子延长线,罗瑞卿对一起理发的万里说:"拆我的楼,我有意见。"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向南一直与前三门大街连通,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出北京市的想法,罗瑞卿就“先发制人”笑着说:“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怎样去调和矛盾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被打通。而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就只能从公安部的西墙外开始划起了。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十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从选定大会堂设计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来就反复对建筑师们说:"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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