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以往,学界对恽代英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教育、文化、编辑、军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经济领域。近年来,研究者指出,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研究者还认为,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邓发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邓发纪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为依据,证实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研究者还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作为参与者或领导者所发挥的的作用,但也没有回避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犯的“左”的错误。有研究者认为,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研究者还澄清了邓发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误识,指出邓发去新疆工作是共产国际的安排,他离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还有研究者对他在延安时期的境遇进行了评说,为人们理解延安整风中“革命在深入”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方志敏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近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方志敏的高尚气节。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另一个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他对“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的贡献。研究者认为,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学界对李达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特殊经历。近年来,研究者对李达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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