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的正确。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学界对王稼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认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过,近年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学界对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功勋很大,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研究者还指出,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有的论者认为,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认为,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有关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很多专著,如《从出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传》、《瞿秋白年谱》等。学界对于瞿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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