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出版,使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俞秀松国际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来,学界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导致其身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他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毛泽东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刘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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