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石家庄2007年3月30日电（江山）纵贯李瑞昌从基层到省上工作的漫长经历，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勇于创新。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注重研究新情况，勇于提出新问题，善于开展新工作，成为一个不断创新、成绩卓著的领导干部。人们不仅要问：他为什么对创新如此钟情？是怎样创新的？创新有什么成效和体会？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近日采访了“创新局长”、原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李瑞昌。

1问：在泊头任市委书记期间，你在全国第一个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办理了市内有效的城市户口。这个举措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实施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那是1987年，我国农村改革已经获得了成功，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了两个转移：首先是由农业向二、三次产业转移。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水、电、路状况不适应工商企业的发展，一些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继而向城市转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他们来到城市后，在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很不方便，子女入学也成了问题，有诸多后顾之忧。有些已经进城的农民不得不考虑重新返回。另外，当时在办理“农转非”问题上缺乏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群众对此有意见。

为此，我提议并经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河北省内第一个为进城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办理了本市有效的城市户口。所以称“本市有效”，因为是“地方粮票”，出了泊头市就无效了，不干扰国家的户籍统计与管理，不与外籍发生连锁反应。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无论是哪个省、哪个县的农民，必须在泊头市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是本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适交一些城市建设配套费。这与“一手交钱、一手交户口本”的“卖户口”有原则的不同。从这个角度说，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此举为进城农民经营和生活提供了方便。因为已经成了城市户口，进城农民的孩子上学有了保证；一家人可以享受城市粮、煤、油供应；水、电、路方便了，有利于企业经营，也不再受歧视。沧州地区、衡水地区以及山东邻近县部分搞经营的农民把企业转移到泊头，很快引进了60多个项目、两亿多元资金，大大促进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进城农民个人也得到了实惠。另外，为解决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为从机制上解决在办理非农业户口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探索了路子。当时，《中国农民报》、《农牧渔业报》都为此作了长篇报道。

2问：在泊头任市委书记时，你曾提出并开展了“三问大讨论”。当时，你为是么开展这项活动？是如何实施的？产生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效果？

答：我在泊头市任市委书记的1988年，为推广本市东辛店乡的经验，提议并经市委讨论通过，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了“三问大讨论”。这三问是：“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当官干什么，将来退职留什么”。这次大讨论，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极大地激发了泊头市广大党员干部干事业的积极性。

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已近10年，人们的思想正在不断解放，由不忌讳谈“赚钱”到一些同志“一切向钱看”，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宗旨、党性有些淡化，甚至把当初的“入党誓词”也忘记了。有些党员把“为人民服务”视为傻瓜，认为跟不上形势，观念不新等。个别同志甚至提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改革了，党的宗旨是否也改变了？开放了，党的纪律是否放开了？当初入党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当官应当干些什么，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将来身后应当留下什么？不少党员干部说，这“三问”直截了当地问到了实质问题上，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在新形势下就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实际上，当初入党为了什么，也就决定着现在干什么；现在干着什么，将来也就必然留下什么！市委认为，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只靠开会讲话不行，必须自下而上开展一场大讨论，进行自我教育。

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三问大讨论，必然从讨论开始，但是，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边讨论边干事，以讨论促进干事，以干事评价讨论。为此，“三问大讨论”有三忌：一忌空，二忌虚，三忌一阵风。这次大讨论，由开始的会上讨论，解决认识问题，后来步步深入，由虚转实。一些乡镇党委和农村党支部在讨论中围绕“三问”，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如，路是谁领着修的？电是谁带领着办的？果树是谁带领大家栽的？村里的企业是谁办起来的？等等。市委就势作出决定：各级党组织每月增加一次生活会，专题讲自己为群众办的实事。这样的生活会取名“实绩生活会”。开会时，不穿鞋戴帽，干干净净谈真事，直截了当讲实绩。不谈别人，只谈自己。

3问：在沧州市任市长时，你在全国第一个将财政直管公房出售给干部职工个人。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答：那是1992年，我在沧州市任市长，根据有关副市长的建议并与市委书记沟通后，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报经省政府同意，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第一个将财政直管公房出售给了干部职工个人。收回售房资金约一亿元，加上预收集资建房资金及财政应拨的钱，共两亿元左右，启动了新的住宅小区建设，明显缓解了干部职工的住房紧张状况，减轻了财政维修公房的负担，也从机制上为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不正之风探索了路子。若干年后，全国各地城市也陆续卖掉了公房。

卖房的办法是被当时的客观情况逼出来的。当时，沧州市市直干部职工在住房上的状况，定性的说：三分之一是有房户，三分之一是无房户，三分之一是困难户。在建房和维修旧房上的状况是：每年财政在这方面的可用资金仅几千万元，除维修旧房外盖不了几栋楼，不仅远远满足不了干部职工住房的需求，而且分房也成为一个难题。干部职工住房越来越紧张。与此同时，在住房问题上还存在着不正之风，个别领导干部有住着的，有锁着的，还有给亲友住的。几次清房，由于人情关系等原因，一直清不动。不得已而为之，要逐步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在财政不富裕的情况下，也只有如此了。因为是第一次吃螃蟹，所以，在反复统一思想，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才正式启动的。

4问：在泊头市和沧州市任职期间，你在当时的城市建设方面有哪些创新？是如何实施的？

答：我在泊头市任书记、沧州市任市长期间，有一个明确的从政理念，就是把城市建设与管理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我认为，城市建设与管理搞好了，不仅可以为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也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搞城市建设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顺利拆迁，二是找到资金来源。我们采取不同的途径解决了这两个难题，也都在当时的城市建设上改变了面貌。我在泊头任市委书记的1988年，作出了“治城”的决策。当时的泊头市城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街路。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济公》，“鞋儿破，帽儿破，不如泊头的城市破”成了部分人的口头禅。我提议，经市委、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将贯穿市区东西的中轴线——解放路进行改造。这条路的拆迁量和筑路面积都是前所未有的。资金来源即利用为进城农民办理城市户口的城市配套费；拆迁工作采取“补偿从优和思想工作先行”的办法。结果顺利进行了拆迁、铺路。人们称当时的解放路为泊头市的“长安街”。1992年，也是我到沧州任职的第二年，协调市政府领导班子作出了开发南北大街的决定。这条路是城区南北中轴线，不仅拆迁量很大，而且由于这一带是回民居住区，由于风俗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同时，当时的市财政拿不出多少钱搞修路。后来，采取预售路旁地皮的办法解决了资金问题；采取“给回民建楼房、另分给一间小平房专供宰羊”的办法解决了回民习俗问题。开发这两条路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方面为解决城建资金探索了路子，这就是：路一通，两旁的地皮立即升值，“观念一变，资金就有了来源”；一方面开了大规模拆迁的先河，从而结束了这两个地方“一拆迁就告状”、从而拆不动的历史。

5问：在河北省委研究室任职期间，你带领本室调研人员为省委提供了多项重大决策建议，如“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稳定从理顺经济利益关系入手”等，都是带有全省性，甚至全国性的问题，并均被采纳，实属不易。请问你对研究室主任这个职位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于1995——2002年在省委研究室任主任。本室调研人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辛集市的皮革、清河县的羊绒、肃宁县的皮毛、河间市的线缆、高阳县的毛线等，产业集中、特色明显；家家户户比着干，发展快，效益好；打破了区划，形成了区域经济。于是我调集调研力量搞出了一份分量较重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搞市场经济，有特色则有市场；有特色则有效益”的观点和“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后来叫区域特色经济）”的建议。省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分别于1996年、1997年连续两次以省委名义召开全省特色产业现场会议，并对各个特色明显的产业分别现场办公式地解决问题。后来，河北的区域特色经济形成了明显的优势，成为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认为农村稳定与否，主要在于富裕程度。但是，我在深入农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作为一个村，稳定不稳定，集体上访多不多，主要的不在于富裕程度，而在于经济利益关系顺不顺，乡村干部处事是否公平。不平则鸣，“鸣”就要说话，就要上访，就容易出事。1997年10月，我带领调研人员起草了《关于理顺农村经济利益关系的几条意见》，很快被省委、省政府以文件形式转发。诸如这些，不仅是我们独立提出的决策建议并被省委采纳，而且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做法。还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领导决策水平》、《搞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等，都是省委研究室向省委提出决策建议并被采纳的。

我作为省委研究室主任，当时有一个明确的职位意识，就是自己的思考要与省委领导的决策思想形成互补，不能仅仅“顺杆爬”。决策研究机关既要为省委决策服务，也要对省委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我个人认为，研究室的价值就在于，他能提出领导尚未想到或想到尚不成熟的决策思想和决策意向，协助领导搞好决策。如果研究室主任总是重复领导的思想观点，不会求异思维，研究室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说所有职能部门对省委领导的话都说一不二地执行的话，那么，唯有研究室的领导要有独立思考。当然要摆正位置，研究室向省委提出自己的决策建议，至于领导采纳不采纳，那就是领导的事情了，研究室主任不必过问。譬如，1995年7月，中央通报了王宝森案件后，我向省委提交了《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加强三项教育的建议》，一是加强权力观的教育，二是加强解决自身问题意识的教育，三是加强群众观点的教育。这次建议省委就没有采纳。我个人认为，这三项教育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后来中央也以不同形式提出了这三项内容。至于省委为什么没有采纳，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想这些。

另外，研究室主任的天职就是带领本室调研人员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真知卓见的决策建议。调查研究是提出决策建议的基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正确的决策建议。调查研究，既要调查，又要研究。只调查不研究或只研究不调查都不会拿出有水平的调研报告。

6问：作为研究室主任，你在室内建设上有什么创新？

答：我刚到省委研究室任职的1995年初，研究室人员素质是较高的，但是结构上存有两个明显问题：一是调研人员与非调研人员比例不合理，调研力量不足；二是调研人员中年龄比例不合理，50岁以上的不少，40岁左右的不多，30岁左右的极少，呈明显的倒宝塔型。如果不能及时补充年轻调研力量，过些年河北决策调研事业将会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但是，室机关没有行政编制，无法调入新的调研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提议并经室务会研究形成决议，利用下属事业单位——图书资料室空闲的10个事业编制，并动员内退了一些非调研人员，分期调入了十数名年轻、学历较高的调研人员到室机关搞调研。后来，这些人员成了研究室的调研骨干。但是，我个人无条件地负有由此造成的混编责任，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7问：你在省委研究室任副主任时，曾在反腐败方面作过一些研究。请问你先后提出了哪些观点？产生了什么效果？

答：我在省委研究室任副主任的1990年，写过一篇从宏观上认识反腐败的研究文稿，题目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反腐败斗争》，先是被河南的《领导科学》杂志发表，后被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以及部分省市的理论刊物转载。1991年4月份，因为此篇文稿参加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策研究室联合召开的全国“党建理论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我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确实很新的观点。这大概有七个方面：第一，当时对反腐败总的提法不少，有提反对“权钱交易”的，有提“肃贪倡廉”的，有提“打击经济犯罪”的等等，我认为，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应统一提反腐败斗争”。这个提法更具有全局性，政治性，更代表反腐败的实质。第二，从反腐败斗争的策略思想来说，当时人们的呼声主要是处理人，觉得这样反腐败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痛快。我提出：反腐败应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因为腐败产生的原因，固然少不了搞腐败的人，但也有多方面的因素，有经济体制的，教育的，制度的、法制的等。只靠政法部门“单打一”惩治的做法，效果不会太好。第三，在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上，当时大都将腐败问题只归罪于腐败分子本身。我提到，腐败不仅仅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土壤条件。因此，反腐败既要着重于治，更要注重于防。防重在找到源头，应当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反腐败不能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第四，在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不少人都认为是此长彼消的关系。我认为，二者是有矛盾的，同时也是统一的。矛盾是暂时的、现象的，统一是长远的、实质的。通过牺牲廉洁换来的经济成果是靠不住的，人民群众也不会受益。应把“反腐防腐”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今后出台每一项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仅要从经济效益上论证，而且要从“反腐防腐”的角度予以论证，只有两个方面都论证得住才能出台。凡是只在经济角度立得住，而在反腐败角度立不住的，甚至给搞腐败的人留出空子的改革，建议一律不能出台。第五，腐败案件大都在背后进行，而且双方受益，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联盟。既难以呈现，也不好取证。故查处大案要案也要改革，今后有必要采取“倒插笔”的做法，顺瓜摸藤、顺藤摸根。那些新建成的建筑设施，楼倒桥塌，公路前边修后边坏以及频发重大安全事故，其背后多有腐败问题。这实际上是露出来的狐狸尾巴，抓住尾巴查下去就会有结果。第六，“扶正”与“祛邪”并举。中医治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扶正祛邪”。不扶正，难以祛邪；不祛邪，也难以扶正。正气在身，邪不可干。反腐败也要坚持边查处反面典型，边树立正面典型，同时，用已经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第七，在反腐败问题上，要多做实事，多研究问题。对于腐败现象，义愤填膺不解决问题，高谈阔论不解决问题，喊口号不解决问题，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实实在在地查处大案要案，二是研究腐败问题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有效遏制的途径。

我当时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这些观点、实策，集中反映在当时大会秘书处为我的发言专题出的第12期（1991年4月24日）简报上。

8问：你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这几年，又提出过哪些创新性建议？对推动实际工作起到了是么作用？

答：我于2002年6月由省委研究室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正地厅级）。按照分工，一是协助“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二是分管标准计量等业务工作。在谋划总体工作思路上，提出了“一个围绕、三个服务”的指导思想，即“围绕地方政府工作中心，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消费者”，在全省质监系统得到了认同和落实。标准计量是质监部门的前身，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在标准化工作中，我提出“标准化工作本身也要有个标准”、“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标准化也是哲学”三个新的命题，并且写成了论文，在国家标准委、标准协会于深圳召开的“标准化论坛”上发言并获得了特等奖。我不仅提出这些新的认识，同时也依此指导全省的标准化工作。通过与标准化处、院的同志们共同努力，在推行农业标准化和工业标准化良好行为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长期以来，一些行业、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计量器具的监督、检定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于法于情不符，老百姓有意见。我于2003年初分管计量工作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全省计量工作提出了“守住旧阵地、开拓新领域”的要求。“新领域”就是新的服务项目。三年来，在电能表、水表、煤气表等领域的检验检定上收回了监督权，依法对有关单位的检定行为实施监督，实现了监、检分离，理顺了检验体制。

9问：近年来，你在我国能源资源问题上也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这方面你曾提出过什么建议？在全国产生了什么反响？

答：研究了，但还不系统。从2004年初，我对我国能源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于2005年4月20日，借纪念“世界计量日”的机会，在《河北日报》、《河北工人报》发表了《能源计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钥匙”》一文。在这篇文中提出了“能源紧缺和能源浪费并存，已经难以为继”的问题，说明了“能源不能再生”的道理，分析了“赚了钱是自己的、污染了环境是大家的、浪费了能源是廉价的”原因，建议“以价格和税收为杠杆，把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作为考核企业的一项重要指标”，并“要通过计量手段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等。自2006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环境治理加大了力度，能源价格、能源税率改革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10问：你在任各级领导干部期间，利用业余时间编篡了诸多论著。请问你分别有哪些著作？为是么要进行这些业余创作？

答：近几年，我先后编著有《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中下册）、《第三只眼睛看健康》、《轻轻松松写文章》、《质监工作纵横谈》等书，约200万字。

在这些书的编著过程中，没有想过达到什么目的，都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都是利用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在计算机上敲成的。那么，都是有什么感，怎样发的呢？我试举一二。如，《第三只眼睛看健康》这本书，虽然是2003年出版的，但是，有一些观点早在90年代初就形成了。那时，我总是觉得：医院越建越多，医疗设施越来越高档，药品、保健品越来越齐全，而人们的疾病也越来越多，而且患心脑血管病、癌症的越来越年轻。究竟为什么？于是我想到，健康问题并不全在于医药客观条件，甚至主要的因素不在医药，而在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首先，我赞成“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实质问题并不是肢体的运动，而应是血管里血液的运动（流动）。肢体的运动作用之一也是促进血液的流动。只要血液对各个脏器、四肢的供给正常，一般不会出现问题。而血液的正常流动，又在于血清胆固醇、血糖、血压以及血液黏稠度。其次，我也认为，生命在于静止，本质问题是在于动静结合、交替。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动静交替是大自然的规律，四时轮回、黑白交替是最合理的安排。360天，12个月过一个大年，每周休息两天，很有道理。倘若没有年和礼拜，人们一直工作下去，那问题就大了。反过来。如果天天过年，那问题就更大了。第三，生命也在于平衡，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体内部各个脏器的平衡。人体内心、脑、肾、肺、肝、胃等脏器，只要有任何一个不工作了，哪怕其他脏器都很健康，甚至无论多么健康，也会被“一票否决”，生命即刻停止。这就是“木桶理论”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健康长寿就要叮住自己最短的那块木板。再就是心理、心情要平衡。如果心理、心情长期失衡，往往导致不治之症。第四，生命还在于放松，包括精神的放松和身体的放松。凡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人，患高血压及其他各种重要疾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几乎完全在于自己，多么高明的医生也是管不了这些的。我从1991年就提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进一步，我认识到：如果说，医学院、所是以“第一只眼睛看健康”的；医院、药店是以“第二只眼睛看健康”的；那么，以上四句话是以“第三只眼睛看健康”的，即站在人的和社会的角度看健康的，而人们大都是站在疾病和药物的角度看健康。我也以为，这“第三只眼睛”看到的健康更重要。我还认为，不仅健康，对于许多事物，都需要用“第三只眼睛”看。于是，在一年的业余时间里把这本书写完了。又如，《轻轻松松写文章》这本书，就是在多年积累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人们大多把写文章视为苦差事，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作文、作文，难死小人”的口头禅。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也同样感到难，但后来就不难了。不仅不难，而且简直就是享受。于是，我就将由难到不难，尤其是到享受的过程总结出来，以供自己和朋友的孩子们阅读。22万字、40余篇文章，只用了半年的业余时间就脱稿了。过程中犹如小河淌水，边想边敲，无法中断。

11问：你出的书中，涉及教育问题的文章不少。你怎么对教育也如此感兴趣，你对教育有什么见解？

答：我关于教育的文章，大部分是上大学期间，即1978——1982学年度写成的，约20余篇，多数发表在校刊上。有代表性的是《“授业”与“传道”》、《分数与能力》、《黄金与点金术》等。其他一些文章是在泊头任市委书记时写的，多数是自己亲自起草的讲话稿，如《尊师重教天之道》、《搞好教育政府应该做什么》等。我现在正在编著一本新书，书名是《家庭教育“别”论》。“别”的意思是，从对教育的观察上，不同于传统的通行的视角。现已近脱稿。

我所以对教育如此关注，除了我涉猎的领域本来就比较多以外，就是我曾于七十年代初中期从事过多年的教育工作。有一个班，21人，我从小学五年级教到初中毕业，而且担任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当时的物理化学）、政治三门主课。到1977年恢复高、中考时，12人考上了中专，一人考上了大专，我本人考上了大本——河北地质学院。因为其他原因，我实际没有到校。1978年，我重新参加了高考，成绩获沧州地区第一名。第一志愿报的北京理工大学并被录取。连同我教的那一班的升学率在内，一时在沧县传为佳话。

从教育思想的层面，我有三条体会：第一，教学应是教与学的互动，不是单向灌输；第二，学校既要“授业”，也要“传道”，传做人之道；第三，家庭教育要定位于与学校教育的补充，形成互补，重复就是浪费，至少是浪费孩子的时间。

12问：创新是对我们党政领导干部提出的很高要求，作为从政30多年的老干部，你认为领导干部创新最难的事什么？在胆略、素质、知识等方面有什么要求？

答：创新，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创新，最重要，也最难。说最重要，有创新才有发展，才有进步。如果一切照原来的办，社会历史就会停滞，也不可能有与时俱进。实际上，邓小平同志主张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