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城墙缒城而出的兄弟一共有四百余人。旅长李克源、副旅长李光渊、副团长杜长松、参谋李浩东等均负重伤。未能撤退出城的官兵全部拼杀至死。一些重伤官兵在城中自爆自戕，壮烈殉节。排长高起启予重伤之后不能行动，把自己的军校证章交给身边的士兵，托付带回。随后艰难地抓起一支步枪，推弹上膛，双手握住枪管紧紧地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大脚姆指踩着扳机，用尽平生最后的力气猛地一蹬——“砰”的一声，一颗弹丸穿过头颅，排长高启予杀身成仁。

    在城中阵亡官兵有营长杨岳岷、连长夏抚涛、杨显谟、苟  贤、排长林伯尧、苏伦、高启予、马敬敷、陈国柱、陈平、陈少卿、附员颜方谷、刘绍卿、黄光禄、林衍奇等千余人。

    四十七军在长治、东阳关英勇作战，尽管东阳关和长治城最终陷于敌手，但仍受到晋东南民众和国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一七八师在转移长子县的途中，有两名伤兵精疲力竭掉队。正在摸索之中，遇到黎城县县长何公振带着几个随员在城外巡视，看见是我掉队伤兵，立即予以安顿和收治。伤愈返部之时，何县长特地托这两位叫李平和周玉清的伤兵给李家钰军长带了一封信。

    当李家钰从信封中抽出信签展开时，一纸工整的蝇头小楷映入眼睑：

    李军长麾鉴：
    东阳关之役，贵军官兵英勇抗敌，经一周血战，日寇伤亡千余，我忠勇官兵作战壮烈牺牲者亦在二千人以上。黎城民众对此可歌可泣之事极为崇佩敬仰，久而难忘，除阵亡官兵由地方民众清理埋葬举行追悼及负伤官兵已由地方政府收容治疗外，并在东阳关建立“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一座，在皇帝陵建川军庙一所，每年二月十七日演戏一日，以志不忘。
    黎城县县长   何公振  敬上

    李家钰看毕信，一阵鼻子发酸，双眼发涩。于是闭上眼睛，心潮起伏，思绪良久。继又睁开眼睛，久久地盯在信函上，连叹：“不负民众了，晋南民众知我也！”随即下令将此信昭示全军，人人必读。以至后来很多年，一些官兵尚能背诵。

    另据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电称：“李家钰部前在东阳关、长治一带抗战，其可歌可泣之事甚多。该军器械不如敌军之优越，然官兵牺牲之精神，莫不令人敬仰。在长治城中，全团殉城死节，子弹完后，继以枪头拳脚与敌巷战肉搏。官兵宁愿饿死，不愿掠夺，深为民众所景仰。现潞城至黎城途中，民众自愿为该军修建庙宇及纪念碑甚多，大小庙宇，皆立该军阵亡将士神位，堪为我军之表率。”

    又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刊载《长治我军苦战，有极壮烈牺牲》，称李家钰所部“坚守长治四门，苦战累日”，城破后“我守城司令李克源等督率士兵，肉搏巷战，杀敌极多”，“营长杨岳松、连长夏抚涛等血战不屈，为国损躯”。

    李家钰四十七军在战斗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不仅受到我国军民的赞扬和肯定，甚至也受到了他们的对手的敬佩。

    日军战领长治后，一些侥幸逃脱屠杀的老百姓和一些被老百姓隐藏起来的伤兵都看到了这样一幕：日军将城中阵亡的四十七军官兵千余人移尸南门外予以安葬，然后一队一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安葬地点立正站立。军官训话后，下令其“大日本皇军”官兵列队焚香脱帽，向我官兵公墓敬礼，对这些与自己拼死搏斗、英勇牺牲的“支那兵”表达敬意。

    1939年元月，长治县军政法学农工商各界为长治阵亡将士公建纪念碑。碑亭建于长治县内公园莲花池迤北正楼左侧。纪念碑正面：

    大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元旦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一零四师三一二旅六二四团守城阵亡将士纪念碑
    长治县军政法学农工商各界公建

    纪念碑背面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阵亡将士殉难记”碑文，正文计一千三百余字，详细记载了东阳关和长治之战惨烈和悲壮过程。

    山西各界为该役题辞题字数百条，其中时任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主任杨献珍（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题辞：

    生而为英  死而为灵
    民族英雄  天地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