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新成立的青州支部相继领导建立了商学联合会、农民协会、益都儿童团组织；领导组织恢复平民学校、创办农民学校；开展了阻止奸商贩小麦给日本人、青州车夫罢工、声援青岛工人罢工、上海五卅（五卅惨案）运动，反抗土豪劣绅压榨农民、反基督教活动、郑母暴动等抗争等一系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把愿意起来革命的东圣水村小学教员魏复中（魏眉之次子）发展入党，魏复中入党后，在东圣水村向热爱祖国、渴求进步的青年宣传反帝发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就在东圣水村小学和东圣水村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使东圣水村很快就成为当时青州党组织、乃至山东党组织政治活动的中心，为青州党组织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东圣水魏嵋一家是整个青州红色历史的一个起始点，它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山东和青州地区早期党的建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东圣水是研究青州近代革命史的一个切入点。革命初期，我们党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缺经费，魏嵋家庭富裕，从1911年，他就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我党初建，他又支持中国共产党，提供会议场地，提供食宿，因此当时中共山东区执委、中共青州地执委的领导都常住东圣水。当时就有个说法，南陈北李中圣水，南陈是陈独秀，北李是李大钊，中就是山东的东圣水，这里一度被称为红色‘红色耶路撒泠’。”东圣水魏家，继1925年魏复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魏家三子魏复民、四子魏复庄、六子魏复功、女儿魏复丽都先后加入共产党，就连魏家的孙辈，孙女魏玉生、魏玉新、孙子魏玉聪、魏玉成都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其中，魏玉生、魏玉新还分别与宋伯行、王伯阳结为了革命夫妻。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魏家先后有八人为革命捐躯。可是，不论是为劝降土匪而被杀害的魏复功烈士、还是为掩护和保全革命武器而英勇牺牲的魏玉新烈士，还是因叛徒出卖在济南被害的宋伯行烈士、在开封被害的王伯阳烈士，大都尸骨无存，难觅英雄的最后归宿。只有1946年被还乡团杀害的魏复功烈士被埋在北城社区一个荒废的院落里——魏复功1946年任13个村的联防大队长，有一天，他不幸被敌人捕去，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是，始终保守党的机密，最后，敌人拿他没办法，就把他杀害了。）

    1926年10月，宋伯行根据中共山东区执委指示，到益都县城东东圣水村，代表区执委领导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六县的党、团组织。经过努力工作，整顿健全了青州、寿光、临淄、广饶等地党、团组织，并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党、团员到临朐、昌乐等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同时，建立起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随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县级党委，但不是中共益都县委，有的野史就有这样的记述），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驻地涝洼村。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商勤学任宣传部长。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益都城关、涝洼、东圣水三个村党支部：城关村党支部，商勤学兼任支部书记；涝洼村党支部，杜华梓兼任支部书记；东圣水村党支部，魏复中任支部书记。是月，中共山东地执委在青州东圣水村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党的重要议决案，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党、团组织的发展等问题。

    1927年5月，原属潍县县委领导的中共尧沟支部，拨归益都领导。此时中共益都地执委下辖城关、涝洼、圣水、东朱鹿、尧沟等十六个村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70人。

    鉴于青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尤其是以益都为核心的昌乐、临淄、临朐、广饶、寿光等县党的活动更加活跃，已具备建立地执委的条件，因此，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青州建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区委职权，统一领导潍坊西部的益都、寿光、临朐、昌乐以及临淄和广饶六县的党组织。

    1927年4月，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东圣水村正式建立，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下辖益都、寿光、临朐、昌乐以及临淄和广饶六县的党组织。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田裕炀任宣传部长，商勤学任总务兼交通员。交通点有：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和于家尧河；临朐县的吴家辛兴；昌乐县的尧沟；临淄县的呈羔和商王庄；广饶县的延家集、刘家集、耿家集、吕家王镇和封庙等地。中共青州地执委的成立，对于所属各县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至此，中共青州党组织实现了由中共青州支部--中共益都地执委--中共青州地执委的三级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山东区执委、青州地执委于5月下旬在东圣水村举办青州地方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短训班，山东区执委书记吴芳亲自来讲课。之后，中共益都地执委对全县党、团员进行政治训练，使党、团员受到了一次形势教育，在思想上对国民党叛变革命作了精神准备。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斗争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反动派充当新工具，妄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青州的革命形势曾一度转入低潮。1928年1月，中共青州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等人自首叛变，给青州的党、团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书记宋伯行被捕牺牲；宣传部长田裕炀潜回原籍诸城不久，在发动农民暴动中牺牲；团地委书记李玉鼎被迫离开青州去青岛。但是，青州的党、团员和基层党、团组织没有屈服于反动派的屠杀政策。2月，在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指导下，在东朱鹿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北特支”（隶属中共山东省委），负责益都北部及寿光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益北特支经常组织党员进行秘密宣传活动，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短工罢市”等斗争，并指示以教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刘子科争取了一支武装。8月，中共益北特支发动朱鹿、段村、阳河一带农民在益都县边沿地带臧台村举行武装暴动。虽因遭到国民党寿光保安团的镇压而失败，但它却是益都党组织武装争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1929年8月，北京共产党员马适安应聘到四师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2月，他领导了四师、十中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督教的斗争。1930年，马适安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叛徒杜华梓的斗争，并于年底建立了中共四师党支部。同年春，中共益北特支遭破坏，中断了与中共山东省委的联系。6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国桢来青州东朱鹿村巡视工作。7月，中共益北特支恢复。中共青州党组织又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中共四师党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群众组织。1931年“五一”节后，四师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驱逐了压制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训育主任燕有林。因此，国民党省党部密令逮捕党员师生马适安、张训荣（张北华）等人，马适安、张训荣二人闻讯后迅速转移，中共四师党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是年，共产党员牛玉昌（牛瑞庭）重建中共四师党支部。

    同年夏，为使中共青州党组织全面恢复，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同志来益都整理党组织，重新建立了中共益都特支，段亦民同志任书记。大的情况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不断高涨。中共益都特支组织四师、十中、甲种农业学校和东关高小学生罢课，参加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活动。在遭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压制后，东关高小教师、共产党员冯毅之带领十数名学生深入西南山区进行革命活动，为日后在山区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益都党的活动范围不断扩1932年5月，在中共益都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益都县委，段亦民任书记。益都的党组织再次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城区（一区）、郑母区（十区）两个区委，基层支部发展到21处。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并成立了抗盐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活动也日趋活跃。中共十区区委发动群众捣毁了坑害百姓的官办盐店；中共四师党支部发动乡镇长训练班中的党员，开展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赵若谦的斗争，打乱了国民党乡镇长训练班的计划。益都革命斗争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视，多次派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来益都研究发动武装暴动。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因县委书记段亦民坚持暴动时机不成熟，遭到张鸿礼的严厉斥责，当即被撤销县委书记、暴动总指挥职务，指定县委宣传部长郑云岫（郑心亭）为暴动总指挥。8月18日拂晓，中共十区区委发动十几个村的党员群众举行郑母暴动。但最终因客观条件不具备，郑母暴动归于失败。暴动总指挥郑云岫、原县委书记段亦民及大批共产党员被捕牺牲，益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益都郑母暴动失败后，于8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马兰屯来益都恢复党组织，与十中学生党员金明取得联系。9月，建立了共青团益都县委（亦称党团县委），金明任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团县委代管党的工作。团县委建立后，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大官营村党支部；创办了刊物《赤峰》。正当益都党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之时，1933年2月，马兰屯叛变，益都党组织再次遭劫。团县委书记金明等所有成员及中共益北特支陈树堂等3人被捕。7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后，敌人再次来益都逮捕了20多名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益都党组织3次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益都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极其艰难的阶段。

    但是，益都的党、团员没有向敌人屈服，在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党的工作。1934年2月，潍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牟铭勋去东朱鹿村巡视，沟通了中共益北特支与省委的联系。春，十中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秋，大陈庄共产党员陈锡德为了寻找党组织，考入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利用假期在家乡大陈庄一带发展党员，于1935年夏建立了中共大陈庄党小组。1936年夏，四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进行抗日宣传。在此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员景晓村到大陈庄检查指导工作，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发动，益都党的影响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为以后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青州党组织领导下，青州各界人士迅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事变以后，由于我党的努力和全国抗战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抗日。10月，胡维鲁、彭瑞林、李曦晨、李云鹤等共产党员先后从济南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来到益都，寻找地下党员，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在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主持下，建立了中共益都县整理工作委员会，书记胡维鲁。先后与益都北部战前的共产党员牛瑞庭、陈德义、王宗东、陈凤九、刘逢源及益都南部的战前党员冯毅之、陈锡德等取得联系，或为其恢复关系。从此，益都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38年1月9日，日军占领益都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在铁路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伤亡近百人；在城北连续“扫荡”朱鹿、良孟、段村一带，给人民造成严重损失。1月10日，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恢复建立。面对日军的暴行，全县人民在党的号召和“黑铁山起义”、“牛头镇起义”的影响下，抗战热情十分高涨，县委抓住有利时机，组建抗日救亡团，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杨家营村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共鲁东工委的具体领导帮助下，青州各地的党组织与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应迅速行动起来，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集中力量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积极发动组建并参加抗日武装的工作。从1937年底开始，青州党组织先后组建了（一）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二）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十二、十七、十三中队、（三）益北大队、（四）四边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五）益寿临广四边县地方武装——六大队、（六）益寿临广四边县独立营、（七）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八）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九）益都县大队、（十）益都县第二游击大队等一批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有效地同日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建了青州胶济铁路北抗日根据地、青州胶济铁路南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益寿临广四边区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率领下，先后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组建了十二中队、三十六中队、十七中队、十三中队。建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建立了益都县群众抗日救亡团。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在西南山区由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同中共益都县委委员冯毅之一起，与淄河流域的吴鼎章等国民党游击队建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击毙了妄图投敌的翟汝鉴部副司令李思亮，拉出一部，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在城北，县委派人到国民党徐振中部做统战工作，以徐部之一中队为基础，组成了“益都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38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清河特委胶济铁路以南各县划出，成立中共淄博特委。从此，益都县以铁路为界分属两个战略区。铁路以北地区始称益都县，后为益寿临广四边县、益寿县，隶属中共清河特委、中共清河地委、中共渤海区党委领导；铁路以南党的组织时称中共益南工委、中共益都县委、中共益临工委、中共淄河县委等，其工作先后隶属中共淄博特委、中共鲁中区党委领导。两地区党组织分别在其上级领导下，发动群众，同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在铁路以北，党组织于1939年2月，根据中共清河特委指示，将益都县陈景三中队与临淄大马岱李梦鼎中队合编为益北大队，活动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缘地区。同时在该地区活动的还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奉命从益北出发，挺进淄河流域，参加反顽作战；回师后在益北纸坊伏击日伪军，毙伤20余人。是春，县委根据中共清河特委苇子河会议精神，抓紧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条件较好，我党又有一定基础的益七区、寿五区、临二区、广二区先后建立了区委。中共清河特委进驻这一带地区后，对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具体指导，使益、寿、临、广地区成为中共清河特委领导全区抗日工作的中心基地。10月，根据斗争的需要，撤销益都县，建立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马巨涛任书记，杜振东任办事处主任。在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的领导下，工、农、青、妇各群众抗日团体纷纷建立，并建立了四边县“六大队”抗日武装，及四边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在铁路南，中共益南工委组织群众开展适合山区特点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1939年10月，经第一区党委二地委决定，撤销中共益南工委，建立中共益都县委。同时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二、三、五区联合区工所。随之，建立了益都县参议会和县政府。

    1940年，在铁路北，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壮大，先后组建了区中队、县青年中队和工农大队，发行了“益寿临广四边县流通辅币”，建立了益北抗日高小，使根据地初具规模。4月，四边县撤销，建立中共益寿县委和益北行署。9月，召开了益寿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韩洪甫为县委书记和出席清河区党代会代表。同时，军事斗争形势也非常有利，益寿军民在取得8月份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10月份又配合山纵三支队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反共顽固派徐振中部300余人。11月，在阳河、河头阻击战中毙伤日伪军4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长途奔袭计划。一连串的战斗胜利鼓舞着益寿军民。12月，掀起改造地形高潮，共计挖地道、抗日沟1000余公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在铁路南，形势比较严峻。日伪军在淄河流域增设据点，反共顽固派吴化文部新四师向淄河流域大局进攻。益都县大队在长秋、上张、下张、窦家崖、孙家岭、西崖头等战斗中，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进犯。不仅如此，党组织于8月份改编了游散在西南山区的杨敬坤部，建立了益都县大队第二大队。同时，刘明训、何子健带领第二游击大队在城东平原坚持斗争，进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益东行署。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由消极抗战到积极反共，益寿、益都两县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5日、18日，相继发生了“东朱鹿惨案”和“刘集事件”， 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同志及近百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6月，中共益七区区委书记周永胜等同志被伪徐振中部杀害；月底，中共青州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益都百余名党员群众被捕。为应付严峻的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调整充实了益寿县领导力量，并在党员中开展了形势教育和反自首、反动摇、反逃跑活动。在铁路南，中共鲁中区党委为加强淄河流域的领导，于7月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淄河流域广大革命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同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

    1942年，铁路南北两地区形势继续恶化。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四边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军民反复“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据点20余处。由于日伪顽的联合“清剿”，我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丁亦民壮烈牺牲，大批干部群众遭杀害，尤其是“七•一大扫荡”后，四边县全部被“蚕食”，昔日的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变成了“南北一炮打穿，东西一枪打透”的狭小地带。铁路南吉吉顶失守以后，李家峪等13个村庄被“蚕食”， 中共益临工委、四联办及县大队也被迫撤到淄河以西活动。此外，党内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更使我两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是，益临边区及四边县党组织和人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英勇顽强，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斗争。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县委书记李荆和、县长赵治安率县独立营一个排就地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并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情报站和秘密联络站，干部实行“职业化”，与可靠的党员群众加强联系。8月，建立了四边特务大队，这支精干的武装，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采取“翻边战术”，开展小型活动，实行“麻雀战”，不断袭扰敌人，在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艰苦环境中，站住了脚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同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益东工委，在敌占区六、八、九区一带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四边县的对敌斗争。在铁路南，虽然环境更加困难，我党政军民仍坚持了下来。7月，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部奇袭马鞍山，沟通了中共益临工委与中共泰山地委的联系。11月，两千余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六门重炮的配合下，对我马鞍山发起疯狂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我40余名伤病员及抗战家属，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1943年春天以后，形势开始好转。在铁路南，泰山军分区副司令钱钧率部挺进淄河流域，进一步打击吴化文部。为了开展青州至临朐之间的对敌斗争，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青州工委。夏秋之间，通过两次讨吴战役，消灭了吴伪的有生力量。10月，中共益临工委改为中共淄河县委。在铁路北，四边县军民在清河军区统一指挥下展开夏季攻势，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同时，铁路南、北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整风学习，加强了党的建设，带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同群众一起克服了灾荒，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自1944年起，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进行战略反攻。2——3月间，四边特务大队配合清河军分区主力在四边境内连续作战。7月，参加渤海军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通过战斗，促使王道率“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600余人，苏景三率广饶伪警备第六中队同时反正，使四边根据地基本恢复，并与寿光清水泊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四边军民乘胜继续扩大战果，取得一系列胜利，同时在根据地内开展“双减”运动和副业生产，开办各种类型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与此同时，鲁中军区部队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拔掉部分敌伪据点，进一步促使淄河流域形势好转，建立了新二区、新三区及中共青张工委。7月，淄河县撤销，益都县重建。

    1945年，四边、益都两县形势继续好转，四边特务大队频频出击，不断取得胜利；四边青年踊跃参军。5月为加强胶济铁路中段敌占城市及沿线农村的工作，中共渤海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益东工委，建立中共胶济工委。8月，建立胶济大队。在铁路南，6月中旬，益都县开始进行“双减”、反奸诉苦试点工作。8月22日，鲁中区主力在山东独立第一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青州城，歼敌2000余人，活捉伪益都县保安大队长王葆团。中共益都县委随即进城，布告市民，恢复生产，整顿秩序。

    不能忘却的屈辱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2月9日，国民党县长杨九五弃城而逃，日军侵占了青州城。从此，日军开始在青州土地上设立据点，建筑岗楼，对革命根据地利用“拉网”战术，进行“大扫荡”，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郭集、东朱鹿、长秋、南仇村等多次惨案，给青州人民带来了家破人亡的重大灾难。一是田庄惨案，1938年2月17日，日军在没口村开枪打死国民党临朐县大队士兵1人，村民1人，伤4人。路过金家楼子村时，放火烧毁了房屋不计其数，抢走了财物若干，杀死无辜百姓13人，烧死4人，伤3人。接着又窜到田庄（原属临朐县），这个不足150户的村庄被杀死无辜百姓42人，重伤6人，杀绝6户。其中宋云端一家就摊上5口。有30多名妇女失去了丈夫，许多孩子成了孤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二是朱石羊大劫难，1938年4月5日，30多名日军火烧朱石羊村部分房屋。同月，又先后两次放火将全村房屋烧毁，使朱石羊村化为一片灰烬，制造了朱石羊大劫难；三是郭集惨案，1938年9月4日，200名日伪军包围了郭集村，放火烧毁房屋100余间，杀害百姓30余人，制造了郭集惨案；四是赵家庄惨案，1939年2月27日，日军包围了赵家庄，将未来得及逃避的老人妇女11人，全部残杀于村头，制造了赵家庄惨案；五是东朱鹿惨案（亦称腊八惨案），1941年1月5日（农历1940年腊月初八）的这一天，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刘旭东之学生）为报臧台战败之仇，趁中共清河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人到东朱鹿村检查工作的机会，纠集敌顽、日寇、汉奸200多人，将东朱鹿村团团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刘旭东等人不得不转移到地洞内与敌人周旋。最后由于叛徒告密，包括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岭，县委组织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长张鲁泉等12名党组织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朱鹿惨案（亦称腊八惨案）；刘旭东牺牲后，他的家人先后又有八人被敌人杀害，（①刘兰英，刘旭东的侄女，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当选为区妇救会负责人。1941年，受组织派遣，到清河区干校学习，结业后在垦利县妇救会工作期间遇害。②刘汉玉，刘旭东的侄子，1938年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八路军，不久任某部政通队指导员。1942年，在护送运粮队向小清河北根据地转移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英勇牺牲。③刘汉儒，刘旭东的侄子，191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春，调任清河军区通讯科科员，1943年在参加六区区委会时被日伪军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④刘汉鼎，刘旭东的侄子，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被调入渤海军区新组建的胶济大队，任普通武工队指导员。1946年9月，被特务分子杀害。⑤刘观亭，刘旭东的四弟，1965年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生前任清河军区直属团营长，1942年10月，在小清河以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⑥刘芝亭，刘旭东的三弟，1961年生。1940年参加八路军，后任清河军区直属团司务长。1940年9月，在寿光牛头镇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⑦刘汉鼐，刘旭东之子，1919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到鲁南抗日大学学习，1942年病逝。⑧王秀英，刘旭东之儿媳，刘汉鼐之妻，1918年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段村妇救会。1942年，由于汉奸告密，被敌人杀害。）他家被群众誉为“一门九烈”之家，抗战胜利后，1945年益寿县人民政府赠给他的后人一面“群英齐荣”的锦旗（珍藏于青州市博物馆）；六是“四•二八”惨案， 1941年5月23日，在日军对益北根据地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军将经常掩护我地下党员，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四边县有名的拥军模范、东朱鹿村妇救会主任于素梅抓住后，用尽了残无人道的酷刑，让她供出八路军，她始终坚贞不屈，敌人砍下了她的左臂，她仍高喊“打倒汉奸！”“共产党万岁！”她是喊着革命口号英勇就义的，终年49岁。翌日，日军在东水渠村北门外河滩中，残杀了村妇救会长张淑贞和益七区组织委员赵世福等7人。尹卓然之妻怀孕8个月，也未幸免，被剖腹杀婴，暴行惨状，目不忍睹。是日为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因此，这次惨案亦称“四•二八”惨案；七是马鞍山惨案，1942年11月9日，2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马鞍山，山上有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副团长王凤麟等伤病员及抗战干部家属40余人，英勇抗击着日伪军的猖狂进攻。激战两天一夜，消灭敌官兵100余人。最后，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除少数人脱险外，王凤麟等28名同志壮烈牺牲。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先生一家6口同时遇难。为了表彰冯旭臣一家的献身精神，鲁中地委赠冯旭臣后人“一门忠烈”的匾额；八是南仇村惨案，1945年8月，普通区区长韩祥德率区中队在邵庄北西坡村被日伪军蔡建亭部包围。韩祥德等大部分突围，有9人被捕后活埋在南仇村的南门外，制造了南仇村惨案。

    抗日战争期间，在益东牺牲的烈士有：温学厚同志，东圣水村人；陈锡珍，大陈家庄人；郑其善，阳河村人；李传锡，宫家庄人；赵焕成、赵文汉、赵文山，南吉林村人；潘延绅、潘世忠，韩家庄人；韩均、孟宪章，建德庄人；张耀廷，桃园村人；何玉彬，营子庄人；杨立芳、周玉明、李志绍，霍陵村人；王得善，老鸦窝村人；陈庆贵，陈家庄子人；刘学彦，四区人；赵昆、王开田，赤涧人……等。另外还有北阳河村以身殉国、名垂青史的刘逢源烈士；李集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李志韶烈士；南星落村舍生忘死、壮烈牺牲的郭民烈士；杜家村坚贞不屈的刘明训烈士；大官营村铮铮铁骨畏敌胆的郇肇纪烈士；四边县建军建政功勋卓著的陈伯强烈士，等等，等等。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为了民族的解放，青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国为民，献身捐躯，英烈们的丰功伟绩，将永留在青州人民的心中。

    青州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在八年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有1529名革命先烈为国捐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表彰、纪念烈士的丰功伟绩，教育人民，党和政府先后建成了段村烈士祠，灵堂内载有396位烈士的英名；王桑青州烈士陵园，灵堂正厅悬挂1511位烈士的英名，后迁火石山；庙子镇革命烈士纪念堂，灵堂内有庙子镇的129位革命烈士的英名；长秋村抗日烈士纪念碑，碑的南侧刻有长秋村许孝田等26名革命烈士的英名。

    “千古壮烈，万载光荣”。没有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以及烈士们的英名，将与日月同在，与山河共存，永垂青史，光耀千秋！烈士们勇于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激励青州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青州人民正在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建设美好的家园新青州作出应有的新的更大的贡献。

    青州在解放战争期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新的斗争形势，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组建了中共青州市委、市政府；中共四边县委奉中共渤海区党委之命改为中共益寿县委。中共益都、益寿、青州三县（市）委领导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打击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胶济大队一、二、三、四中队分别于8、9、10月建立，活动在西起枣园东到谭坊一带，有力地打击了铁路沿线敌人。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三县（市）党组织抓紧停战机会在城乡普遍恢复、建立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开展“百日练兵”活动和“双减”反奸诉苦运动。由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不断制造摩擦，形势日益紧张。5月，青州市撤销。6月，正当人民群众欢庆翻身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内战爆发。国民党整编第八军侵占青州城和铁路南大部分乡村。铁路北徐振中部也卷土重来。益寿县根据中央“五四”指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政策，经过试点逐步展开了土改运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其地主还乡团活动猖獗。为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支持土改斗争，成立了以县委书记陈洪波、县长赵治安为首的对敌斗争委员会，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统一领导全县的对敌斗争。经过近四个月的艰苦斗争，毙伤敌196余人，获枪50余支，摧垮了反动乡村政权，收复了敌占区。

    1947年，两县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莱芜战役，该役胜利之后，青州城随之解放，形势暂趋缓和。两县委抓紧武装剿匪、土改工作。益都县武装配合鲁中三分区主力歼灭国民党益都县保安队两个中队，俘敌30余人。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两县委大力开展动员参军、支前工作，组织数千人的运输大队和常备担架队支援孟良崮、南麻和临朐战役。其中益寿青年在“反蒋保田”口号鼓舞下，很快组建起一个新兵营，编入主力部队。7月30日，我军主动撤出临朐战役后，国民党整编第九军及张天佐部第十五团复占青州城，“还乡团”复辟，封建势力倒算，形势再度恶化。两县委一面组织老弱干部及烈军工属、村干部转移黄河北解放区，一面带领军民开展斗争。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至10月，益都县形势好转。12月，中共益临昌工委重建，何子健任书记。益都、益寿两县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和“三大方案”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加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1948年初，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被粉碎，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我益都、益寿军民积极配合鲁中、渤海军区主力部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月9日，益都县独立团在龙山一带击溃徐振中部2000余人。3月10日至20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胶济铁路西段春季攻势，在鲁中、渤海军民大力配合下一举攻克张店、周村等15座城镇，乘胜向东推进。驻守青州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见大势已去，仓惶逃往昌乐、潍县。我鲁中军区基干武装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一举收复青州城。青州城获得最后解放。中共益都县委进城后，安抚工商各界，恢复生产，并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整顿社会秩序。随之，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机关、山东军区、昌潍地委进驻青州，实现了益都县城与解放大军以及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胜利会师，古邑青州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焕发了青春，青州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期间，益都、益寿两县委认真贯彻华东局指示精神，发动群众生产救灾，县区机关干部节衣缩食支援群众，政府发放贷款、贷种，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恢复生产。4月，潍县战役胜利后，益都、益寿两县获得完全解放。从此，青州全境最终永久地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时，华东局为了探索接管城市的经验，成立了中共青州建设委员会。是月，中共益临昌工委撤销。7月，益临县建立。8月，青州市重建。翻身后的人民群众在益都、益寿、益临、青州四县（市）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军支前，据统计，9至11月济南、淮海战役期间，共出支前民工23万人，有3500余名青年参军。

    1949年1月，青州市合并于益都县。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三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动员近200名干部南下，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4月，华东局、华东军区南下，山东军区在益都重建。益都、益寿、益临三县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带领群众继续完成土改、建政任务，大力开展生产救灾工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县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这一光辉节日。从此，青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青州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胜利来之不易。青州人民在自求解放的道路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据不完全统计，青州党组织建立以来，共有2000多名革命志士为人民解放事业捐躯。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用血肉筑成了胜利的丰碑。青州人民正是从这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奋斗了28年，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后才取得的。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近30年的艰苦奋斗中，青州党组织和青州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有过极其沉痛的教训，正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的那样：“一个有纪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青州各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也是依靠了这三件法宝。

    首先，青州党组织建立较早，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并且十分注意自身建设，党员在人民群众中始终起着骨干、带头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青州党组织自1925年建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同青州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始终把党组织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严重，斗争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凭着对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坚持地下斗争，开展敌后斗争，并且在远离上级组织或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做到了县自为战，区自为战，村自为战，前赴后继。在20多年的斗争历程中，各县委、特支、支部被破坏数十次，党员、干部牺牲数近2000人，有的党员家庭“一门九烈”，甚至全家为革命捐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便是青州党组织走过的道路；奋斗，牺牲，再奋斗，再牺牲，再奋斗，前赴后继，鞠躬尽瘁，这便是青州广大党员的形象。

    其次，青州各县党组织十分重视武装斗争，掌握军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益北特支就建立和领导了“红枪会”和“联庄会”等农民武装，多次组织农民同反动军阀政府作斗争，有的党支部还秘密成立地下武装，进行武装自卫，为后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益都县委相继在益北东朱鹿村一带建立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和第十支队。它不仅在青州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乃至在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功不可没，在八路军、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占有一定位置。还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县独立营（县大队）、自卫团、武工队及民兵等，都对建设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县仅独立营升级达几千人，参军人数总计超过5000人，极大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再次，青州各级党组织在20多年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统一战线，团结了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早在大革命时期，青州各县党组织就积极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在青州的实现，大力宣传国民会议促成会，帮助国民党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改造组织，扩大影响，使各县国民党组织在迎接北伐中起了较好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县党组织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人民团体、社会名流，调整阶级关系，为民族解放服务，实现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在对日作战中，各县地方武装，一贯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行动，即使在发生摩擦之后，党和抗日根据地人民仍然援助他们对日作战，使抗日阵线不断扩大；在解放战争中，虽然国民党推行内战政策，但各县党组织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尤其在城市工作中，团结一切热爱和平民主的进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使新民主主义建立在了最广大的群众，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总之，青州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青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青州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青州各级党组织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青州地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军队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的结果。青州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历史，是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富内涵的宝贵财富。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汲取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必定会激励人们继承前人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继往开来，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努力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光荣！

    四、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永远镌刻着全体中国人心中。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铲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荡涤了旧社会的浊水。短短三年时间，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使广大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党又带领人民制定和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各方面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之后，党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如以全民炼钢为代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批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开展，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斗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事业不断新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评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所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们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这个时期虽然经历曲折，探索付出了代价，但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彻底结束旧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祖国大陆的高度统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不断推进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由此可见，29年中，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29年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以上是第二个三十年：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面对着机遇，同时面对着挑战；不仅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从1964年成功发射原子弹，1979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建设新中国。我们既取得了经济方面的成就，同时科教文卫事业也在大幅前进。在这些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勇于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就不可能更成熟。”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的风浪面前，都擅于做自我批评，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为更好地建设新中国而做出了不懈努力。

    请看我们的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个三十年，同样是“成绩是主要的”，“光明是主要的”。

    1949年10月，青州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节日。境内处于执政地位的益都、益临、益寿三县党组织，肩负起了建设新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的历史使命。

    1961年至1966年，青州三县及三县合并后的益都县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青州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结束土改”、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了充分的准备。

    1967年，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益都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但是，由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某些严重失误，党组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67年夏，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68 年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殊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导致了经济建设的严重损失；1969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一批党员、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加上自然灾害肆虐，以致出现了国民经济持续三年的严重困难。1961年以后，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坚决贯彻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带领全县人民戮力同心，努力工作，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指示，对在“拔白旗”、“反右倾”、“ 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给予了认真的甄别平反。1963年至1965年间全县开展了“社教”、“四清”运动，由于对阶级斗争估计不当，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使一批基层党员、干部受到误伤。

    这段时期，尽管在当时政治气候条件下，出现过一些严重失误，但县委始终抓紧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都有了迅速发展。至1965年底，县委共辖24个党委，4个党组，20个党总支，94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2035名。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益都县党政工作和经济建设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文革”严重动乱的形势下，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遭到批判斗争和无情打击，共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1967年2月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山东“二•三”夺权的影响下，益都县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成立了“益都县革命造反委员会”。3月，更名为益都县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各部门、各公社、各单位也相继被夺权，各级党政组织机构完全瘫痪，益都县陷入极度动乱中。 5月，县革委会在“反逆流”动乱中被摧垮。1968年3月，经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益都县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军代表林学汤任主任。县革委会恢复后，先后在机关和学校开展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等活动。1969年11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了益都县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县革委会主任林学汤任组长。此后，益都县开展了整党建党运动，由于受派性影响，吸收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入党，提拔了一些不称职的干部，造成了党员干部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不纯。1971年2月，中共益都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县委，郝清、徐贞吉、赵立诚先后任县委书记。县委恢复后，各公社先后召开党代会，恢复了公社党委。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也恢复了正常。1971年9月，党中央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益都县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整个形势趋向好转的情况下，1974年初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将斗争矛头又一次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形势再度趋向混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县委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益都县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1976年春，开展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各级党组织和各项工作再次受到冲击。

    在“文革”动乱年代中，益都县国民经济虽然受到严重破坏，但广大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生产和工作，到“文革”后期，工农业生产和文教科技事业仍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成绩突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到1976年，县委设工作部门5个，辖23个党委，1个党组，25个党总支，103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1960名。

    中共党史上重大挫折及其纠正：

    历史：就像人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脚底下打滑，总会有站不稳的时候一样。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都会犯错误的，问题在于能否自己正视错误、纠正错误、找出犯错误的根源，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利今后的发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党的工作曾出现多次挫折和失误，但是我们党总是能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实事求是地不断纠正失误，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始终保持前进的总趋势。

    1923年初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失败，说明在革命力量小的情况下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改变工人阶级孤军奋战的局面。同年召开中共三大，制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一）概况：第一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出现于1927年11月。主要错误是：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革命形势问题上过分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成熟；革命策略问题上主张进攻，不顾条件暴动。这次“左”倾危害时间不长，1928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方案的通告》，对盲动主义进行批判，至此结束。第二次：立三路线，出现于1930.6。主要错误：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准备，不承认革命的不平衡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排斥异已。立三路线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挫折和破坏，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到破坏，如右江根据地红七军奉命孤军北上作战，结果军队由6万减为2万，淅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远离根据地去配合攻打长沙，全军3万人减为1万人。1930.9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第三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出现于1931年元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主要错误：在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军事斗争中，主要正规战，阵地战；在白区工作上，采取进攻形式和冒险行动，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手段；在组织问题上，大投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严重危害：这次冒险主义，几乎葬送了红军、葬送了党、葬送了革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具体来说，其严重危害表现有三：一是丧失了“九.一八”以后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二是使红区革命力量损失达百分之96以上；三是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央的领导，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1968年中央提出忽视客观规律的总路线，党又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人的批斗，“左”倾错误进一步扩大。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初步纠正“反右倾”运动的错误。

    1966年夏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刘少奇同志的不公正待遇，造成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71年党中央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

    1989年，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贯彻不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一场政治风波。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清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航向，形成了党的新的领导集体。

    政治：历史上的重大挫折、失误及其纠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能够纠正错误和总结经验教训，并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克服失误。表明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经得起胜利与挫折的，是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的坚强的党。

    坚持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党的失误：每次失误都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新起点。党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成熟，不断地提高其领导和执政水平。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正确看待党的失误和成绩。失误在共产党96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总体来说是次要的，决不能以偏概全，以此来削弱或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核心，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教育，推进制度建设，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记述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的党史。这段党史是我们党96年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是一面明镜，可以映照现实，折射未来。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之际，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重温这段历史，不仅非常必要，也十分重要。

    （一）全面了解我们党29年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按照党史分期，这段党史被称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这段党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史》第二卷据此将全书的框架结构设立四编,与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相对应。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记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记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记述了我们党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两年。

    这29年间有几个重要时间界线和节点。1949年10月，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开始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同时，这也是这段党史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的开始；196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开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下发“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这是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开始；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这是第四阶段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开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是两年徘徊历史的结束，也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开始。

    通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段党史是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一段波澜起伏、辉煌曲折的艰难历程。这29年中,我们党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凋弊、满目疮痍的烂摊子,面对1969年至1961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遇到的困难世所罕见;我们遭到美国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治孤立、外交压迫,受到的压力世所罕见;我们要废除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基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临的任务世所罕见;我们发生和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遭受的挫折也世所罕见。

    “未经沧海难为水,事非经过不知难”。29年的历程,艰难曲折,惊心动魄,回味无穷,富有启迪。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脚步的,历史更不会倒退和重来,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只有全面地了解过去,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

    （二）充分认识我们党29年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9年。通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甚至遇到重大挫折,但总体上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对这29年的伟大成就,要全面、客观、辩证地审视。

    首先,从宏观视角俯瞰,29年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各级政权,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二是通过“一化三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三是初步探索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三者都是改变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

    其次,从中观视角考察,29年中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思想理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人民生活和国防外交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理论探索上,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党的八大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判断;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等著作,集中了全党智慧,是这一时期富有建树的理论成果。在政治建设上,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经济建设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在文化建设上,加强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提升了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在民生上,改善了人民生活。鉴于当时的国力状况,我们实行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解决了几亿人口吃饭穿衣的大难题,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国防外交上,巩固了国防,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此间我们建立和发展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行研制生产了核武器,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成功地保障了国家领土的完整,维护了国家主权。我们开展多边和双边外交,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再次,从微观视角透视,在那火红的年代,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创造了许多中外历史上的第一次。譬如制造了第一架“初教5”飞机;生产了第一辆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和第一台“东方红”牌54马力拖拉机;第一次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可以基本自给;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实现了先人遨游太空,九天揽月的梦想;还有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令世人刮目相看。许多类似的第一次,充分说明我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割断,历史更要全面辩证地观察。无疑,这29年如果不发生失误,不出现曲折,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无论怎么说,29年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创造了根本条件,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深刻学习和领悟我们党29年中所培育的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的一个时期里,全党上下万众一心,坚定理想信念,大力继承革命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和弘扬体现时代特色的精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全党保持了良好精神状态,使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进而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

    通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了解到,29年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培育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时代精神。诸如体现高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国际主义的抗美援朝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甘当螺丝钉”的雷锋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以及其他精神等等,可以说,举不胜举,难以尽书。29年中,党和人民以独有的精神风采和风貌,给这段历史烙下深深的印记。从中我们触摸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看到了这些精神所折射出的伟大光芒。

    伟大的时代和事业,呼唤和造就伟大的精神。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呼唤和造就了这些伟大精神。这些精神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鼓舞和支持,成为他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的重要政治资源。今天我们学习党史,应该继续接受这些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教育,继续经受这些精神的洗礼。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已经转型,但这些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永远不朽,其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仍然会给我们教育、启迪、感动和激励。

    （四）牢牢记取和把握我们党29年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党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也是党史的价值和学习党史的意义所在。通读《党史》第二卷,我们可以知道,该书对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基本经验作了简要归纳和概括,这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基本国情出发,正确判断把握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按照民主和法制紧密结合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要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变化,制定和及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上述总结归纳,从正面、从我们做的比较好、比较成功的方面讲,获取的是经验;从反面、从我们做得不够好、不够成功、甚至是失误或错误的方面讲,得到的是教训。我们党这29年,经验丰富宝贵,教训深刻沉痛。对于后者,原因多重复杂,具体讲有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党执政时间短,缺乏治国理政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思想理论准备,对其客观规律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党内的民主制度不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渐遭到破坏,党内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国家的法制也不健全,某些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未能肃清。三是革命胜利后,党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四是外部不利环境造成的压力,使我们一段时间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不准确的判断和过度的反应,等等。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29年付出沉重代价而获得的经验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永远铭记。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的快。”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自身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财富和前进的动力。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他还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我们党是一个光明磊落，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勇于纠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认真总结经验，并善于总结经验，敢于从困境中奋起的党。正是我们党总结和汲取了29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辟并形成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古人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通读《党史》第二卷，回顾我们党所走过的96年历程，审视当初之“简”和现在、未来之“巨”，则能深刻感悟此语的份量和含义。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党29年乃至96年的历史昭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不断地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得到支持，不断地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才能披荆斩棘，不断开拓出前进的道路。我们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过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努力实现我们既定的宏伟目标，再创中华民族的复兴，再造社会主义的辉煌。

    五、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经过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1978年12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实现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道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