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健英老人向笔者回忆老伴沈书礼

沈书礼老人（左二）生前与同事在一起

沈书礼老人生前使用过的竹篙椅家人仍在使用

沈长春展示中共中央组织部给父亲交纳千元党费的收据

小儿子沈长红与母亲在看父亲沈书礼的照片

长子沈能忠展示父亲生前写的回忆录

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沈书礼交纳千元党费的收据

周恩来侄子周秉和为沈书礼题词

周恩来侄子周秉和为沈长春题词

    一张红彤彤的证书，记录了一位老党员对党的忠诚；一笔一千元的党费，反映了沈书礼对党的爱戴。

    这是一张中共中央组织部2005年6月1日颁发的编号为0001633的党费收据，上面写着“沈书礼同志自愿一次多交党费计人民币壹仟元整”。

    时间虽已过去12年，但老人的故事没有被人忘记，老人的名字不时被人提及。周恩来总理侄子周秉和，在获悉沈书礼的事迹后，欣然题词向老人表示敬意。

    在建党96周年之际，笔者来到吉安市泰和县，走访沈书礼家人和熟悉了解他的同事，探寻这位老共产党员的生前身后事。

    临终之前，向党组织交千元党费

    革命摇篮井冈山下的泰和县，是一片红色热土。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泰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以泰和白云山顶西崖下的古庙为战斗指挥所，成功指挥了第二次反“围剿”。毛主席还写下壮丽诗篇《渔家傲•第二次反“围剿”》，“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脍炙人口的名句传唱至今。

    战争年代，在这里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有名有姓的英烈5749名，经过炮火硝烟的洗礼，走出了18位将军和10位部（军）级领导干部。

    和平时期，在这里有一大批忠诚于党，坚定信仰，恪尽职守的普通共产党员。泰和县农业银行的退休干部沈书礼，就是其中一位紧紧跟着共产党奋斗了半个世纪、至死不渝的优秀党员。临终前，他将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一千元钱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

    故事发生在12年前。2005年春，沈书礼老人病重，身体重要器官衰竭。老人预感自己时日不多，趁着意识尚清晰，他把在身边护理照料的三儿子沈长春叫到跟前，叮嘱他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一千元钱交党费。 

    儿子立即照办，迅速把这一千元交给了父亲党组织关系所在的农业银行泰和县支行党委。由党组织经办，这笔特殊的党费很快上交到了中央组织部。

    沈书礼老人病榻上交千元党费一事，引起当地关注。4月7日，老人从医院出来回到家正好一周。中午时分，泰和县政府、吉安市农业银行领导和有关人员等上门看望老人，吉安电视台记者等随同采访。

    躺在床上的沈书礼身体相当虚弱，生命处于垂危之中，说话很吃力，断断续续和记者作了简单的交谈。沈长春记得，父亲当时最后说的两句话是“国家要重视科学，要重视教育”。就在这天子夜过后不久，沈书礼老人溘然长逝，享年82岁。这两句话也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层峦叠嶂，青竹吐翠，溪流潺潺。在山秀水碧的泰和县水槎乡，笔者见到了已经86岁的沈书礼老伴雷健英。她说，老头子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经常同我和孩子们讲，要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就没有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孩子也没办法养大成人。虽然他交1000元党费时，家里并不是很富有，有的孩子甚至借了一身的债，但我们都理解并支持他这样做。

    泰和县农业银行副行长卓水平在沈书礼去世后，曾代表单位和组织上门悼念并向家属表示慰问。12年后，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沈书礼老人向党组织交千元党费不是偶然的，反映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深厚感情和高度忠诚，也是他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革命本色的具体体现，不论是在当时、在现在或是在今后都有学习的价值和弘扬的意义，在当前我们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把它作为身边活生生的事例与教材来学习、来传颂。

    翻身解放，苦长工当了人民银行的职员

    沈书礼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两重天。1924年3月，他出生在泰和县水槎乡，父母都是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农民，生了他和姐姐、弟弟等5个孩子。因为贫困交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不幸夭亡。

    从记事起，沈书礼就经受并饱尝痛苦与磨难。14岁时父亲去世，没有办法只有去有钱人家当学徒，没好吃来没好睡，去河里挑水不慎搞坏了一只桶，老板娘一顿斥责，不久就把他赶出了门。19岁那年母亲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没钱为母亲安葬，沈书礼便去做长工并借债才把停放在屋里一年的母亲灵柩安放入土。

    在沈书礼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大劫难。21岁那年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从外婆家禾仓岭去兴国卖盐，以还清为母亲下葬所欠下的钱。途中碰到三个土匪拦路抢劫。沈书礼表示可将身上借来的几块大洋给他们，但两个土匪还是开了枪。朝胸口打的一枪卡了壳没有响，而另一枪从头部太阳穴下打过去从后脑背穿出来，沈书礼当场就晕死过去。一土匪见他的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旁边的树枝，又用刺刀在他右手腕上砍了一刀。土匪们以为沈书礼死了，从他身上掏出几块大洋和箩筐里的衣物后，把他往旁边的坑里一推便跑走了。

    所幸沈书礼命大，生命力顽强。醒来后，他艰难地爬到了禾仓岭的外婆家，被亲戚发现时已不省人事。后在沈氏家族的全力帮助和多方接济下，沈书礼得以到沙村的伤病医院救治，痛苦地煎熬了两个月，才从死亡线上捡回了一条命，而右手却留下了残疾。

    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新社会的阳光普照大地。1949年7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支队伍开进了家乡。25岁的沈书礼欢天喜地，跑前跑后，忙这忙那，是迎接子弟兵队伍中的活跃分子。

    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接触中，沈书礼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踏实。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们表现好，纪律严明，处处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是天下第一军！”

    对解放军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沈书礼，立志要当一个解放军。1949年冬志愿参军体检时，因当年被土匪砍伤的右手有些弯曲，身体条件不合格，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沈书礼和无数劳苦大众一样，获得了新生。他被安排在合江乡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农会除奸委员、民兵中队长等职，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吉安组建支行。沈书礼在过去读过三年多的私塾，有一些文化基础，在乡政府文书刘德美的帮助辅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进步很快，两人一道报名参加考试，同时被人民银行录用。

    经过在人民银行吉安地区中心支行银校的8个月学习，沈书礼于1952年8月底分配到永新县人民银行工作，成为吉安人民银行创建之时的最早成员。

    1955年11月，沈书礼在永新县支行行长朱松昌和秘书股长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铁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矢志不移一辈子。

    表现出色，工作五年便获全省行业先进

    头戴一顶旧军帽，身穿一套旧军服，脚穿一双旧军鞋，肩上还背着一个旧军用书包……这是张风云印象中的沈书礼老人的形象。

    曾担任泰和县农行办公室主任的张风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县农行工作的。他与沈书礼接触交往时间不算长，却记忆深刻，一讲起沈老，眼前便浮现出这副“老革命”的经典形象。他说，老人走到哪都是这身打扮。

    那时银行的业务和项目不像现在这样细分，一个营业所往往是集财金、财税、信贷和储蓄等多项服务于一体，对于所服务的乡镇实行分干包片，一个人至少要分管4个大队。去乡下搞调研和开展农贷业务时，路途遥远，早出晚归，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中午在老表家搭膳时，每餐要交4两粮票和5分钱餐费。每次沈书礼都是带头交，为了交起来方便，他还事先专门准备好了一叠二两、四两的粮票，还有一些5分的“银毫子”放在包里。有一次在乡下用餐时，有位年青的同事认为自己大老远跑来乡下为老乡服务，吃餐饭不应该交粮票和钱时，沈书礼就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道理，让他深受触动。

    张风云介绍说，当时下乡，沈老和同事们都背着一个像部队战士那样的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装着笔记本、专用单据、雨伞、水壶、手电筒，还有就是粮票和零用钱，真正是如同过去歌里所唱的那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是对土地充满感情。沈书礼从事金融工作后，对农村和乡亲的感情始终没有变。沈书礼率领同事们把国家对农民的帮扶政策运用落实好，给农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与贴心的帮助。乡亲们购置种子、农药和化肥，他从信贷业务上大力支持，雪中送炭；而对于在生活上有特殊困难的农户，也视情给予贷款指标，以解燃眉之急，助他们渡过难关。沈书礼关心村队的建设和发展，本职工作之余，他带头参加支农，插秧、双抢等农活，一有空就帮忙干。

    过去有句顺口溜说，“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沈书礼是这一真实的写照。在银行系统三十年间，他曾到过好几个支行和营业网点工作。50年代在永新县支行及所辖的营业所工作了十年，60年代初期调到泰和县支行及下属的营业所，70年代又调到冠朝营业所，最后是在老营盘营业所退休。

    每到一个地方，沈书礼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为国家管好、用好每一分信贷资金而殚精竭力，个人多次被评为先进，所在部门也被评为先进。还是在1957年，他便获得江西省人民银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并享受到了组织安排到庐山疗养的待遇，这时他到银行系统工作才5年。

    老伴雷健英说，过去我们老房子里贴满了奖状，后来拆迁也没保留下来。老头子在单位上做了很多工作，党和组织也给了他很多荣誉，他都记在心里，并以更大的工作热情作为回报。

    勤劳俭朴，贯穿于工作和生活始终

    沈书礼一次性向党组织交纳千元党费，可他自己却是勤劳俭朴过了一生。老人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单位上，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都是如此。

    沈书礼懂点木工活，营业所的东西，只要能弄能做的，他都自己动手去做，从不买新的，尽量为公家节省点钱。比如扫地用的大扫帚，他就地取材，利用从山上采集下来的细竹子自己扎制，桌椅板凳坏了，自己动手修一修继续用。他还率领同事在营业所周边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养鱼养鸡，以作为大家生活上的供给。

    沈书礼与老伴抚养着8个孩子，家庭负担相当重，全靠他的工资来维持。老伴雷健英的一点工分是入不敷出，每年生产队分配从来没有钱分回来，相反全家口粮的严重超支全靠沈书礼拿钱出来弥补，而每次他都是把集体的钱还清了才过年，从不拖欠。每到周末，沈书礼从银行上班回来后，又成为家中的壮劳力，帮着老伴做农活，饲鸡喂猪锄地种菜样样干，通过搞些副业为家里增加点收入。

    在生活中，沈书礼一点不讲究，常常是一份蔬菜吃两餐，一个咸蛋破开来吃两顿；衣服是穿了补、补了再穿。后来子女们长大都成家立业了，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他仍然是粗茶淡饭，穿的依旧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老式军装或中山服。沈书礼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嗜好就是喝点小酒。也主要是为了抵御风寒，而且每次的量很小，一斤酒要喝四五餐。在沈家，笔者还看到了沈老生前用过的两把竹篙椅，已经旧的变了颜色，有的裂开了大缝，有的还缺了竹背条，其老伴等家人还在使用。

    沈书礼自己省吃俭用，却乐于施人，碰到有困难的乡亲他总是热心帮扶，经常借钱给人家度过难关，说是“借”，实际是有借无还，而他自己也毫不介意。究竟有多少人向他“借”了多少钱没有还，他也从来不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