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黄中岳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12月14日，他们与董振堂、赵博生一起通电全国，宣布原二十六路军实行革命暴动，加入红军。1932年5月，已是中国工农红军重要将领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却被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并于红军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铸成了令人扼腕痛心的大冤案。

    季、黄其人

    季振同（1901～1934），二十六路军25师74旅旅长，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号异之，河北沧县人，家中曾有良田千亩。祖父是前清武举人，后家境败落。

    1919年，他在冯玉祥部队当兵，1923年于保定军官学校九期步科肄业，后在北京南苑学兵团骑兵连当排长。他军事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冯玉祥对他甚为赏识，破格擢升他为卫队团团长、手枪旅旅长，还将内侄女许配给他为妻。西北军各旅的大部分士兵使用老式单发毛瑟枪，而季振同的手枪旅则装备精良，士兵每人马枪、短枪、大刀三大件，还配备不少冲锋枪，战斗力突出。二十六路军74旅就是以他的手枪旅为主组建的，军力最强。

    黄中岳（1904～1934），字培善，培山（培三），又名黄本初，河南罗山县（现属信阳市）人，商人家庭出身。他早年曾在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在南苑学兵团学习，结业后任排长，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才华出众，善于独立思考，办事精明强干。

    黄中岳与季振同两人很早就相识，作为“发于卒伍”的年轻军官，家境相似，性格豪爽大方，爱交朋友，在旧军队里属于清傲一类的人物。他们私交甚笃，均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及一定程度的进步意识。

    黄中岳从日本归来之初，在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任工兵教官，后在宋哲元手下任职，由于与宋不合，拖走一部分队伍。季振同专门把他请来担任手枪旅参谋长，后又让他担任精锐部队1团团长。两人义结金兰，结拜为把兄弟。

    二十六路军是西北军旧部，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编遣，派往江西“剿共”前线作战。在江西，二十六路军处处受排斥、压制，物资供给十分困难。为此，季振同写信给上峰“陈述苦况，一字一泪”。黄中岳在城外巡视，见到处是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坟地，就发火骂了起来：“老子把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斩了，拿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季振同、黄中岳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季、黄对热衷“剿共”打内战的蒋介石、孙连仲（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等人极度鄙视。季、黄还公开骂孙连仲自私。季振同领头，与二十六路军众将领通电要求回北方抗日，此举遭蒋介石的严厉申饬，电令该军“死守宁都”“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季振同碰了钉子，心里很不满。

    这时，由于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由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被内部叛徒出卖暴露，中共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决定在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首先动员了73旅旅长董振堂。当时，季振同的74旅负责宁都城防，又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能不能把74旅争取过来，是全军起义成败的关键。

    季、黄贡献

    宁都起义前，赵博生、董振堂对季、黄作了多方面的试探和动员工作，坚定了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决心。起义前夕，季振同召开该旅营以上军官会议，黄中岳第一个表态：“听旅长的话，跟旅长走！”25师除季旅和董旅之外，还有75旅，在起义中由该旅参谋长边章五负责解决。二十六路军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该师由师参谋处长王鸿章负责解决。上述几位都是宁都义的骨干将领。韩振纪（开国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是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唯一参加起义的少校参谋，直接协助赵博生实施起义的各项工作。

    宁都起义是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王稼祥、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的。其中，刘伯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部长，在该部有着重要影响。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等人具体组织，其中季的作用很大。参加起义的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直、6个旅直，共11个整团，17，000多人。起义部队带着较好、较齐全的武器装备，使中央红军的实力陡增，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由起义部队编成的红5军团，是中央红军三大主力（红1、3、5军团）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部队开进苏区后，进行了整编。中革军委正式任命季振同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董振堂兼13军军长，赵博生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为加强党的领导，上级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每个连队中建立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中革军委先后抽调200多名政工干部到5军团工作。部队整训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直接指导，还找季振同等人个别谈话，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放下包袱。

    据肖劲光在《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回忆，在部队整训中，由于少数起义军官对苏区情况缺乏了解，思想作风一下子改变不了，对整训不够理解，甚至抵制改造。当时，有部分基层政工干部扩大打击面，发动士兵控诉军官，如此一来，部队局面出现一些混乱，5军团3个军都发生军官要离队的情况。当时，在15军还发生了殴打政委左权的事件，一时谣言四起，说“季、黄已被扣留，中央已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等。为稳定部队，肖劲光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向中革军委汇报，有的领导提出用武力解决15军的不稳定问题。肖劲光又到苏区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住处请示。毛泽东明确反对用武力，说对15军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他指示：“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季振同听到毛泽东这些指示之后，非常兴奋，情不自禁把桌子一拍说：“好，拥护，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肖劲光回忆录》，第108页）季振同积极配合部队整训，还拿出个人全部积蓄，分给那些要求离队的军官当路费。受其影响，多数人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季振同、董振堂参加红军后，深感共产党的道路正确，提出入党申请。经党中央批准，季振同由朱德、周恩来介绍，董振堂由肖劲光、赵博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3军团担任主攻，1军团及地方红军部队策应、配合，5军团仍在现驻地整顿训练。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3军团几次实施坑道作业爆破都未成功，腹背受敌，3军团一个师被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此时，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的红5军团，以解3军团之围。季振同、肖劲光率领5军团指战员，与敌短兵相接，几千把大刀如流星，似闪电，杀得敌人猝不及防，丢下累累尸体，仓皇退回城里，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才转危为安。

    季、黄蒙冤

    这时，国民党开始派特务渗入5军团乘机策反，有的策反信通过某种途径送到季振同手里，他立即送交政委肖劲光，对党组织毫无隐瞒。

    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带着冯的亲笔信去见季振同。胡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与党失联，曾在74旅当过季振同的参谋长。此次来见，纯属老熟人之间来往，不属于策反活动，且冯玉祥已下野，隐居泰山，并无起兵可能。季振同将上述情况告诉肖劲光，经中央同意，他才与胡景陶及刘骥（号称“智多星，”此时，胡、刘均为冯玉祥的幕僚）见了一面。之后，季振同立即将冯玉祥的信件交予肖劲光。尽管如此，仍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怀疑、监控。

    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重编1、3、5军团的训令：以4、15军编为1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黄中岳为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以5、7、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以3、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这样，5军团原辖之3个军被分编到3个军团。对此，黄中岳不愿意离开季振同去红1军团。在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与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季、黄两人及一些旧部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困惑。

    随后，季振同向肖劲光政委提出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并获中央批准。据在宁都起义时，曾由赵博生委派与季振同单线联系的韩振纪回忆，董振堂听说季振同要出国学习的事很着急，曾和他一起赶到季振同处，想和季谈谈。两人一进屋，见季不在。事过多年，韩振纪还清楚地记得：季的办公桌放着马列书籍，旁边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学习心得。季振同进屋后对董振堂、韩振纪说，他已经向肖政委表了态，去苏联学习深造，回来接着干。（《开国中将韩振纪》，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季振同提出去苏联学习，其基本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提出辞职出国学习，显然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误解，加深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他的猜疑。

    季振同离开部队时，把文件、表册，包括手枪和随他征战多年的青鬃马都统统留下，只带个警卫员。之后，董振堂接任5军团总指挥兼13军军长。

    3月30日，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批准，由毛泽东率东路军打漳州。林彪、聂荣臻指挥第4军主攻，15军为助攻。黄中岳、左权率15军先头部队，不顾伤亡惨重，挥舞着大刀杀开一条血路，占领龙岩县城。4月16日，东路军进抵漳州城外。17日，黄中岳、左权率15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靖城发动猛烈攻击，守敌杨逢年旅弃城向漳州溃逃。20日，红军进占漳州。战斗中，作为5军团总指挥的董振堂、15军军长的黄中岳，指挥得法，作战勇敢，使1、3军团的战友们无不刮目相看。

    漳州战役结束后，5月初，红5军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5月7日，有一个叫刘佐华的人，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是“冯方派来充当反革命代表”，在厦门到漳州路上被红军步哨捕获。接着，国家政治保卫局依据刘佐华的口供，在漳州抓了15军军长黄中岳。漳州有个同兴旅社，在季、黄案件中是关键之处。当时，由于苏区经济条件很差，部队改编之前，季、黄为解决部队供给问题，在汀州开办了泰和祥货栈，并分别在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开展业务，由5军团经理处科长李聘卿任经理。泰和祥货栈往来的客户们，来漳州办事时常住在同兴旅社，5军团、15军有关人员也往来于此。在漳州同兴旅社被捕的除了李聘卿，还有15军参谋长肖世俊。国家政治保卫局认定肖世俊是前来与刘佐华接头的代表，其实两人并无联系，也不是在同一地点被捕，但在控诉书里却被说成“人证具获案情已白”。此时，受牵连的还有“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5军团参谋长）、总教官张少宜（曾任15军副军长），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军学校管理员蔡佩玉，上述几人在瑞金被捕。黄中岳被捕时，季振同离开瑞金前往苏联第一步先在汀州泰和祥货栈落脚，在这里也被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