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宁都起义时任黄中岳团副团长的苏进（1932年1月任15军第44师师长，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回忆：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等几个文件多处提到搜获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与白区一些人的大量来往信件，并说这是反革命勾结的证据。但当时法庭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么多信件，所提到的唯一反革命物证，就是季振同在长汀写给他爱人刘玉芝的一封信，季此信以他的号“异（異）之”拆写成“田共之”三字署名。政治保卫局说“田共之”就是反革命伪造的假名，但信却没有在法庭上宣读，更谈不上信中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内容。

    季振同、黄中岳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控坚决不予承认。只有高达夫情况特殊，在瑞金抓他的时候，他指挥武装开枪拒捕。结果，只有他一人“将部分的反动关系招供出来”，供认：“1932年3月间，乘红军于赣州撤围之际，即在九堡‘组织拖枪会议’，计划将5军团拉到广东，变为白军。”于是，“九堡拖枪会议”就成为季、黄等人“反革命”的关键事实。苏进回忆了此期间这几个人的行踪后确认：1932年2月15日至5月初，控诉书所控诉的季、黄等8人均未去过九堡，怎么可能在九堡开什么秘密会议呢？高达夫的招供是否遭受“逼供”？不得而知。但“逼供”的情况不能排除。

    另据董振堂写的《宁都起义经过》报告：原26路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超于1931年10月底在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就是这个叛徒供出季、黄“为劳动社会党负责人，在5军团进行劳动社会党反革命策略——暂投红军，等待时机作反革命企图。”他的口供毫无具体内容，而且事后至今，此人不知所踪，十分蹊跷。实际上，王超是敌人实施离间计的一枚棋子，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判决书还称“黄中岳是劳动社会党党员”，但据苏进回忆：“我在冯玉祥部多年，据我所知，冯玉祥在1931年前根本没有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黄中岳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起义之前，季、黄都是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件事，1932年4月，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贞对外发布通报，说“趁红军进攻漳州时季、黄拖队伍反水”。对于敌人公开散布的谣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其上级领导居然作为办案“证据”，让人不可思议。

    最后，苏区临时最高法庭法庭判决：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执行。

    随后，按照法律程序，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临时最高法庭关于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并作出决议案，摘要如下：

    根据黄、季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季、黄二人虽是此案主谋者，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该案特作以下决议：(一)季振同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二)黄中岳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他尽其可能，刀下留人，通过决议案改变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等5人“是最后的，无上诉权”的死刑判决。显然，改判不仅考虑到季、黄等领导宁都起义的历史功绩，而且也为今后搞清事实真相，为季、黄等人平反埋下伏笔。

    平反昭雪

    如同九曲黄河蜿蜒曲折奔向大海一样，中国革命的道路决非鲜花盛开，坦途一片，而是山重水复，荆棘丛生，革命者只能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充满悲壮乃至悲剧色彩。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一片凄风苦雨声中，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瑞金县叶坪（一说在瑞金石角下与于都上湾临界的梅子山）秘密处决。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据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徐国珍等红5军团老同志回忆，当时的中央苏区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肃反扩大化严重，宁“左”勿右，残酷斗争，轻信敌人的挑拨和谣言，轻率地将季、黄等同志错捕、错杀，这是王明“左”倾肃反政策、干部政策中与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而形成的大历史冤案。

    面对中央苏区“左”的错误，毛泽东对在革命队伍内乱抓人、乱杀人十分反感，但又难以阻止。据参加宁都起义的王秉璋（季振同的警卫班长，开国中将，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回忆：“将季振同和黄中岳关押审查，毛泽东对此很不满，为季振同说话，但他本人也是‘左’倾路线打击对象，他的话当然不起作用。”据肖劲光回忆：“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肖劲光回忆录》，第116页）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季振同是不应该杀的。有材料披露，1936年周恩来也说过：“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1978年，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苏进等12位宁都起义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6月22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我听过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华国锋主席批示：“同意叶帅批示”。邓副主席圈阅，并在人大常委和政协召集人会上讲过此事。又据苏进提供的原件，1981年1月8日，邓颖超亲自写信给苏进并转中央组织部，指出：“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白区到达长汀的。到后不久见到了季振同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胸怀很开朗、很乐观，正在等候出国赴苏学习。不久即听说因反革命罪被捕……根据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所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望抓紧时间复核，做出合理的结论。”

    遵照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组织部决定对季、黄一案复审，组织人力先后走访70多位老同志，查阅了档案材料,进行长时间、缜密的调查研究，最后作出结论意见，对季、黄等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季的党籍。1981年12月，在纪念宁都起义50周年时，中央决定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肖劲光等老同志文章的形式，对季振同、黄中岳的革命功绩进行公正评价，予以平反。

    “左”的错误终于得到彻底纠正，含冤半个世纪的季振同、黄中岳终于可以瞑目九泉了。这也验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

     （作者系《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军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