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新发现的毛泽东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考析
    （2017年01月03日 14:17:44来源：《苏区研究》  作者：兴国县课题组）

    最近，我们从江西吉安一位红色文物爱好者彭先生手中，获得一本由中共赣西南特委1930年6月4日用毛边土纸油印出版的32开本小册子《仁风山及其附近》。据彭先生说，这本小册子是历史原物。这是该小册子的首次面世。我们翻开小册子，看出这是一份调查报告，调查者为毛泽东。兴国县领导对此事很重视，要求我们组成专门调研小组对该小册子进行研究。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对该小册子是否为当年的历史原物暂且不论，首先关注的是该小册子内容是否真实，其所述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经认真地考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仁风山及其附近》所记载内容与历史事实完全相符。

    一、1930年4月毛泽东确实做过仁风山调查，并整理出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

    仁风山（有时写作仁凤山），现名盘古山，自民国初年以来就是江西乃至中国有名的钨矿山之一，中央苏区时期属江西安远县辖，1953年划属会昌县乱石区，1954年划属于都县辖，地处于都县南部边陲，与安远、会昌两县毗邻。　《仁风山及其附近》小册子首页记载：“调查者：毛泽东。报告者：刘义顺（特委书记），钟亮照（仁风山矿工），钟文亮（茶子圩农民），钟元璋（乱石知识分子），刘大训（乱石小学教员），潘云宾（赣县爆竹工人），王海中（乱石农会委员）。时间：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地点：会昌。”历史文物《仁风山及其附近》，第1页，兴国县文物局保存件。

    上述记载说明：《仁风山及其附近》是一份经过整理的调查记录；主持召开这次调查会的是毛泽东；参加调查会给毛泽东提供情况的有刘义顺、钟亮照、钟文亮、钟元璋、刘大训、潘云宾、王海中等7人；调查会召开时间为1930年4月22日；召开调查会的地点在会昌县。

    那么，1930年4月22日，毛泽东是否真地做过仁风山调查并整理出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呢？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主要依据有：

    （一）调查会主要参加者徐复祖的回忆

    徐复祖，兴国县杰村乡里丰村人，1929年春后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刘义顺。1927年上海南方大学社会科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从上海返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春，他领导家乡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失败后由中共赣南特委分配赴盘古山矿区，改名刘义顺，负责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中共盘古山特委，担任特委书记。众多史料记载：以刘义顺为书记的中共盘古山特委，积极领导矿区工人和矿区附近农民开展革命斗争，于1930年4月举行工农武装暴动，遭受挫折。这时，中共盘古山特委得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来到邻近的会昌县城。刘义顺与谢海波、钟元徽（即钟元辉）等几名暴动领导人，带领参加暴动的近300名矿工和农民，连夜赶赴会昌县城，向红四军领导人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和支持，得到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盘古山为中心，成立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区委，任命刘义顺任特委书记。同时，在红四军帮助下，前往会昌的矿工和农民在会昌县城陈家祠宣布成立赣南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刘义顺任纵队党代表，谢海波任纵队长。1930年7月，刘义顺、谢海波奉命率红二十二纵队编入新组建的由陈毅任军长的红军第二十二军。刘义顺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12月，红二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六十四师，编入红十二军建制。刘义顺调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南路分委委员、中共赣县县委书记。1931年夏，刘义顺在肃反中被诬为“AB团分子”被捕入狱，不久越狱脱党，恢复原名徐复祖。新中国成立后，徐复祖（刘义顺）先后在兴国、赣县、信丰等地担任中学教员，1976年去世。

    文化大革命期间，盘古山钨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筹建矿史陈列馆，了解到徐复祖曾在苏区时期领导建立盘古山矿区党组织和工人运动，遂于1969年9月27日派员前往信丰县城访问徐复祖，调查了解有关历史情况。苏区时徐复祖曾经工作过的赣县，文革时成立了“宣传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办公室”（简称“宣办”，下同）。1970年10月29日，赣县“宣办”工作人员陈有源，也前往访问徐复祖。徐复祖在接受访问时，详细介绍了相关历史情况。随后，他又亲笔撰写了长篇回忆录《一九三○年的艰苦斗争》。该回忆录原件保存在盘古山钨矿展览馆（该馆已撤销）。1974年3月，于都县“宣办”（后改为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盘古山展览馆将该回忆录抄录带回保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保存在于都县博物馆的徐复祖回忆录和访问记录的抄录件。

    关于毛泽东做仁风山调查相关史实，徐复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钟元徽带领队伍到了会昌县城，吃过早饭后，两人即赶到驻会昌县商会会长居所的红四军前委机关，向毛委员汇报情况。到了开午饭时间，毛委员对他们说：“时间不早，你们就在这儿吃午饭，吃过饭开报告会，晚上、明天、后天继续开。”报告会地点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房中摆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四方桌和几条板凳。“刚吃过午饭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小小的会议室，各就八仙桌的四边坐下了。”徐复祖写道，“‘我们的会议就开始吧，刘同志报告钟同志补充，我做记录。’毛委员很安详和蔼地说，一边顺手翻阅着那本厚厚的记录册。”

    徐复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详细地介绍了盘古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环境、矿山开采历史、党组织建立发展及矿区工人斗争和附近农民斗争情况。他介绍说：“山上的工人分帮聚居，赣县、南康帮人数多势力大，经常械斗，于都、安远、会昌次之。美、英帝国主义在山下仁风圩设立公司压价收买钨砂，仁风靖卫团包收包运，收保险费百分之五由工人负担，所以钨价低工人生活困难。工人多半是在经济上或政治上被迫离开家乡的，只好挺着受苦。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发展的对象。不过流氓意识很严重，其中竟有（党员）把寻乌（党组织）上缴的几两金子赖去，说在街头被抢又说在金铺里被抢，显然是撒（耍）流氓手段，也明知背后有人指使，我们不敢追究……”汇报到这里，毛泽东停下笔来皱着眉头说：“旧社会带来的流氓习气很自然的会侵蚀到我们党里来，肃清党内流氓意识成了目前中心工作。古田会议曾经提出过，你们看到没有？” 　徐复祖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我们就这样边报告边解决问题明确方向，我汇报他（指毛泽东——引注）记录大家紧张地工作着，钟同志和张秘书（指红四军前委秘书张大鹏——引注）待在一旁也跟着紧张。”“这个报告会是在敌情严重随时准备转移的情况下开了两天两晚。这个厚厚的记录簿已被密密层层地写满了。最后他总结出来两个文件：（一）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二）仁风山及其附近。”“这两个文件到第三天就油印出来了并装订成册分发各级组织，我代表边区也领得一份。”徐复祖：《一九三○年的艰苦斗争》，未刊稿，于都县博物馆保存件。以上所引均据此件。

    198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一书，收录了徐复祖的回忆文章《毛泽东同志关怀边区武装》。徐复祖在此文中再次说到：“我向毛泽东同志讲清来意，并直接向他汇报了盘古山及山下农民暴动等全部情况。毛泽东同志全部作记录，一边听汇报，还一边向我们指出……”“毛泽东同志将我们的汇报情况，很快就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仁风山及其附近》，另一篇是《肃清党内流氓意识》，并油印成小册子，发了两份给我们带回。”徐复祖：《毛泽东同志关怀边区武装》，载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在回忆文章中，徐复祖还说到毛泽东将“盘古山”改名为“仁风山”的经过情形：“最后，毛泽东同志很谦虚地问：盘古山的名字太老了，改作仁风山可以不可以？我回答说：钨砂局设在仁风圩，上山下山的人都要经过仁风圩，改作仁风圩﹝山﹞人人都会懂得。”徐复祖：《毛泽东同志关怀边区武装》，载《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尽管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只有徐复祖谈到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及写作《仁风山及其附近》相关情况，似乎是个孤证。但是我们认为，徐复祖是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迫害的情况下提供这些资料的，他不可能也不敢胡编乱造说假话，因而他提供的情况是可信的。

    （二）历史书籍相关记载

    对于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及写作《仁风山及其附近》相关史实，在已出版的许多历史书籍中都有记述。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写的《赣南人民革命史》记载：1930年4月，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15日到达信丰新田，帮助成立新田、金鸡两支赤卫队。随后全军兵分两路：前委机关和1纵队往会昌，2、4纵队往安远。17日，攻克会昌县城。20日，红4军在县城孔圣殿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把没收邹承章、欧阳佩珊、刘佑仔等几家土豪的财物分发给劳苦群众。随后，朱德率红4军1部继续向寻乌方向开展工作。毛泽东和前委机关及一纵队纵队部留驻会昌，在会昌听取了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徐复祖关于盘古山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接见了前来要求参加红军的300余名盘古山青年矿工和农民。帮助成立了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界特区委和赣南红军第22纵队。毛泽东还根据徐复祖提供的材料，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仁风山及其附近》。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安于会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很快建立起来。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赣南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写的《会昌人民革命史》记载：1930年4月“18日凌晨，徐复祖率领的300多名工农群众来到了会昌县城步云桥头榕树下休息，徐复祖、钟元璋找到红四军机关驻地孔圣殿说明来意，红四军政治部的同志在安顿好300多名工农群众的同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上午，毛泽东在与孔圣殿相邻的陈家祠接见了徐复祖、钟元璋等盘古山特委代表。午后，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举行了盘古山特委工作报告会。会上，徐复祖和钟元璋就盘古山特委的建立和活动情况，仁风山区农民运动现状，盘古山钨矿的开采、矿工的困苦，美、英帝国主义设立钨砂公司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在记录中不断询问，尤其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流氓习气等问题，了解十分仔细。会议开了两天。后来，毛泽东根据盘古山特委的情况，写出了‘肃清党内流氓意识’和‘仁风山及其附近’两篇文章”。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会昌人民革命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中共安远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写的《安远人民革命史》记载：“1930年4月17日晚，刘义顺、钟元璋等率领盘古山地区的300多名工农赤卫队（矿工和乱石青年）在靖石集结，前往会昌城寻找红四军。第二天，300多名工农赤卫队员来到会昌城，受到了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安排赤卫队员住在县城陈家祠。刘义顺和钟元璋到毛泽东的住处——会昌城商会主席家里汇报工作。毛泽东听完他们关于乱石武装斗争和在盘古山地区半年多的工作情况后非常高兴，并根据他的汇报写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对流氓和对农民武装的策略》两篇文章。”中共安远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安远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上述地方党史书籍所记载的内容，与徐复祖回忆录中所述情况大致相同。有差异的有两处：一是徐复祖回忆录中说他是与钟元徽一同向毛泽东汇报，并说钟元徽家住乱石，是乱石农民运动领导人，参与领导并指挥了1930年4月乱石农会会员攻打黄沙的战斗。而《会昌人民革命史》《安远人民革命史》记载的是徐复祖与钟元璋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仁风山及其附近》小册子记载的报告者名单中也有钟元璋此人。我们查阅了于都县博物馆保存的其他相关资料，发现乱石农民协会负责人和指挥攻打黄沙战斗的领导人中，并无钟元徽此人，只有钟元璋的名字。看来，是徐复祖将“钟元璋”误记为“钟元徽”。二是徐复祖回忆录和《会昌人民革命史》记载说毛泽东写作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和《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两文；而《安远人民革命史》记载的是毛泽东写作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和《对流氓和对农民武装的策略》两文；《赣南人民革命史》则《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一文。事实上，关于《肃清党内流氓意识》一文，徐复祖的回忆和会昌、安远两县人民革命史记载均不准确，因为我们在于都县博物馆看到了一份《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抄录件。此信写于1930年5月4日，收信者为“义顺同志转四县边界特区委”，信末落款为“前委”即毛泽东。信的内容是指示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应如何肃清党内流氓意识，并对四县边界特区当前工作（包括召集全区党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分配土地、巩固扩大地方武装等）提出要求，还通报了红四军第四纵队的行动路线，要求边界特区委与第四纵队行动密切配合。看来，徐复祖和会昌、安远两县党史工作部门是将这封指示信误作《肃清党内流氓意识》（或《对流氓和对农民武装的策略》）一文了。尽管有上述差异，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徐复祖回忆与相关史书记载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是基本相符的。

    除上述历史书籍的记载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对毛泽东1930年4月17日至20日在会昌县的活动情况记载如下：“4月17日—20日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于都人民革命史》编委会编写的《于都人民革命史》记载：“4月17日晚，盘古山、乱石地区的300多名工农（主要是乱石农民），在刘义顺、谢海波、钟元徽、刘世炯等率领下，快速向会昌县城进发。队伍到达会昌城后，刘义顺代表盘古山特委，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当地斗争情况。根据于南边区的实际情况，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原中共盘古山特委扩大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区委，仍以刘义顺为书记。毛泽东更代表红四军前委给四县边界特区委发出了指示信……”《于都人民革命史》编委会编：《于都人民革命史》，赣出内赣地字（1995）第038号，1995年版，第66页。

    《盘古山钨矿志》记载：“（1930年）4月18日，中共盘古山特区委率领300多名工农群众前往会昌找红四军，受到红四军热情接待，特区委书记刘义顺向毛委员汇报盘古山工运开展情况。毛委员代表前委作重要指示。汇报历时2天半。”《盘古山钨矿志》，赣出内局字（1990）第157号，1990年版，第14页。

    上述3部史籍，虽未记载毛泽东做仁风山调查及写作《仁风山及其附近》一事，但都准确记载了毛泽东在会昌县城接见刘义顺等率领的盘古山工农队伍并听取刘义顺汇报的史实，这可佐证前述徐复祖（即刘义顺）的回忆是比较准确可信的。至于这3部史籍之所以未记载毛泽东做仁风山调查及写作《仁风山及其附近》，可能是因为史籍编写者当时都未看到《仁风山及其附近》文本，感觉缺乏实物证据而不敢轻易下笔的缘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参加仁风山调查的7位“报告者”相关情况

    《仁风山及其附近》开篇记载了在调查会上7位“报告者”姓名及其身份、职业。我们对这7位“报告者”的情况作了调查。除前述刘义顺（即徐复祖）的情况已作介绍外，其余6位“报告者”情况如下：

    钟元璋：1991年出版的《于都县志》“近现代人物”一节中介绍：“钟元璋，靖石乡任头村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富裕家庭。就读中学时，曾多次参加反帝活动。1926年在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刘九峰的引导下，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17日领导任头塘上农民暴动，开展分田斗争。暴动受挫后，仍坚持斗争，1929年初任中共乱石支部书记。1930年初任乱石农民赤卫军总指挥。同年4月，随刘义顺赴会昌县城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并请示工作，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仁风山调查后,随乱石农民赤卫军编入红军第二十二纵队，曾担任过纵队参谋长等职务。1931年10月被诬为“AB团分子”遇害。江西省于都县志编辑委员会编：《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653页。

    钟文亮：据参加苏区斗争的老同志介绍及《安远县人民革命史》记载，钟文亮，任中共茶梓支部书记，1928年春领导茶梓农民暴动，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军烧毁了钟文亮家的房屋，但他继续参加仁风地区革命斗争。1930年4月随刘义顺（徐复祖）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仁风山调查会后，随队伍回到茶梓，担任中共茶梓区委书记。1934年在安远县桂林江被捕牺牲，革命烈士。中共安远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安远人民革命史》，第42-46页；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1975年6月访问欧阳帮顺、钟文钧等同志记录整理（记录稿存于都县博物馆）。

    另据《仁风山及其附近》记载，参加调查会的报告者中，钟亮照为“仁风山矿工”，刘大训为乱石小学教员，潘云宾为赣县爆竹工人，王海中为乱石农会委员。这4位报告者，徐复祖（刘义顺）在回忆中并没有提及，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并不是一次完成调查，即在找刘义顺等座谈之后，毛泽东另外再找了钟亮照、刘大训、潘云宾、王海中4人座谈。而徐复祖对他们不熟悉，因而在时隔40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就没有提及他们。对这4个人，我们暂时没有查明他们身世及下落。　上述资料证明：毛泽东确曾在1930年4月17日至22日间做过仁风山调查，并整理写作了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

    二、《仁风山及其附近》记述内容属实

    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全文约9800字，共分7个部分：（一）仁风山及其附近；(二)矿工和我们的斗争；(三)四周反动势力和他同革命群众的斗争；(四)旧的田地分配状况；(五)农村人口成份；(六)剥削状况；(七)党及党所领导的斗争。我们将调查报告所记载内容与其他史料和史籍相对照，发现调查报告所述与史实非常接近，并且在不少方面都比现有史料和史籍记载更为详细、全面。

    例如，调查报告第一部分主要记述仁风山的地理环境：“有名钨矿的仁风山，在安远、于都、会昌、赣州四县之交，经天心、重石去安远县城一百八十里，经黎邦桥（即禾丰）去于都城一百二十里，另经小溪去于都城（小路）一百一十里，经莊埠去会昌城一百里，经马岭、牛岭、小坌、王母渡去赣州一百八十里，经小坌去信丰一百二十里，另经塘村、龙布去信丰（大路）一百五十里。”历史文物《仁风山及其附近》，第1页，兴国县文物局保存件。查阅1990年出版印刷的《盘古山钨矿志》记载：“于都盘古山位于江西省赣南之于都、安远、会昌三县交界的山区，东南会昌、西南安远、北面于都，现属于都县盘古山镇管辖。”《盘古山钨矿志》，第63页。于都县地名办公室1985年编写出版的《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载：“盘古山镇位于县境南部。东与靖石、会昌晓龙公社接壤，南与安远浮槎公社相邻，西靠祁禄山公社和安远塘村公社，北靠小溪、利村公社……镇驻地仁风圩距县城60公里。”该地名志还转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释曰：“﹝盘固山﹞在会昌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亦名盘古山。”《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1985年内部版，第369页。可见，调查报告所述仁风山地理环境与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第1小点“世界特产的钨矿”记载：“‘钨’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枪炮资本家的必要品，用处是参到铁里面去减少传热。听说只赣南独产。赣南出产钨矿最大的是大庾（余）、崇义之交的西华山及洪水寨有矿工约一万。第二是安、于、会、赣四县之交的仁风山及丰田山，矿苗宽得很，现开采的不过靠近安远、会昌两县的一部分，工人经常二千多，冬天矿干易采时候有六千多。第三是定南之龟尾山及龙南之袁屋山，龟尾有工人二三千，袁屋有工人一千多。”历史文物《仁风山及其附近》，第2页，兴国县文物局保存件。查阅《赣州地区志》记载：“赣南的钨矿驰名于世，素有‘钨都’的美称。据周道隆主编的《赣南钨矿志》（民国25）记载，西华山钨矿系由德国传教士邬礼亨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现的。及至民国5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急需铁、钨等矿物原料，西华山钨矿遂被大量开采，并带动赣南其他钨矿山的发现和开发。迄今已知大、小钨矿床有43处，钨矿点398处，钨矿化点27处，其中矿床规模达到大型的有大吉山、盘古山、漂塘、西华山、黄沙和画眉坳6个钨矿；具中型规模的有左拔、岿美山、上坪、黄婆地、九龙脑、淘锡坑、樟东坑、铅厂（宝山）、龟子背、官山、荡坪、大龙山、白石山、下垄、茅坪、木梓园和焦里18个钨矿；其余为小型矿床和矿化点。”《赣州地区志》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将《仁风山及其附近》与《赣州地区志》记载相比较，其中“西华山”矿名完全一致；“仁风山”即“盘古山”；“龟尾山”即“岿美山”；“丰田山”即“黄沙”；龙南县之“袁屋山”与“岿美山”（即龟尾山）实为共一矿区；大庾（余）、崇义之交的“洪水寨”，与“荡坪”、“樟东坑”实为共一矿区。可见，《仁风山及其附近》所载亦完全与实际相符。

    再如，调查报告第2小点“两个帝国主义和两派买办阶级的竞争”记述：“西华仁风两山，均美国公司向国民政府取得包办权，年共出税十五万元。英国商人同他竞争很厉害，阻碍于包办权，只能在美国公司不能来的时候上山收买些砂子。美国公司什么原因有时候不能来呢？一是红军阻断了赣河的交通，这是最近的原因。二是赣南买办与非赣南买办发生冲突，这是历年来的原因。钨矿之开采是外地买办创始的（西华山是民七，仁风山是民十一，丰田山是民十二），但一到了赚钱多了，赣南各县的豪绅就联合起来和外地买办竞争钨矿包办权，口号是抵制利权外溢，收归地方自办。官司打到南京，至今没有解决。但豪绅们每为争矿开会一次，公司就出钱去收买豪绅之一部份，因此瓦解了豪绅的团结，虽豪绅时复开会，公司都时复拿钱，以至相争至今毫无结果。美国公司设在上海，九江、赣州设分公司，派到矿上来的是些小买办。英国公司设在香港，和平、平远设分公司，各派小买办上山收砂。仁风山砂从鱼公埠下河。丰田砂从白莪下河，船从于都去赣州，这是美商的。英商买砂，仁风山经重石、安远城往和平，近因安远红军扰乱，不敢走安远城了，改自重石走信丰边境出定南往和平。丰田山砂一部分经门岭出平远，一部分经重石到和平。”历史文物《仁风山及其附近》，第3页，兴国县文物局保存件。

    查阅《盘古山钨矿志》记载：盘古山钨矿资源被发现后，吸引外地矿商纷纷进入仁风设点收砂。1922年9月，广钜安公司派员来仁风，与当地乡绅、大地主杨国华、杨老三等人协商在仁风设点收购钨砂。10月，广钜安公司正式派廖林浩等8人携款进入仁风地区，在老屋场钟屋开设收砂点，开始大量收购钨砂。1922年11月，华记公司也派员与当地豪绅协商设点收砂事宜，并在仁风秀塅黄屋设立收砂站收购钨砂。1923年夏秋，又有一批中小矿商来仁风地区收购钨砂。至此，在盘古山收砂的大中小公司达10余家，还有数十名小本经营的矿砂贩子。广钜安、华记两个公司为了收到更多廉价的钨砂，获得更多的利润，派出人员在仁风嶂、小坪、青山窝、石膏窝、竹山坪设立固定收砂点，各点分批将收到的砂子送往公司收砂站囤积待运外地。1924年，矿商之间开始竞争，各收砂站或明或暗地提高钨砂收购单价，每担砂子价格增至10至26毫洋。多家竞争，自由收购，刺激了矿工的劳动积极性。1925年，矿商资本竞争持续高涨，每担砂价提高到9至15元（银洋）。一些中小矿商被挤垮，矿商自由经营的局面被冲掉。1926年，广钜安公司与华记公司竞争激烈，都想独揽钨砂收购权。竞争中，广钜安公司经营不善，终遭失败。华记公司获胜后，进一步勾结当地封建势力，买通官府，变多家经营为独家收砂。同年秋，华记公司把砂价每担降低到5元至8元（银洋），牟取暴利，但工人所得无几，难以维持最低生活。1927年，广钜安公司花高代价贿赂官府，派员再度进入仁风设点收砂。1928年，赣南各地革命斗争发展很快，华记公司允许其他矿商上山收砂，相继有粤华、琴华、兴记、协成、隆兴栈在盘古山收购钨砂，恢复自由经营和收购钨砂。砂价略有提高，但工人生活仍然十分贫困。1929年，华记、广钜安两经济实力较大的公司逐步压缩收砂量，公司负责人于同年冬离开矿山。1930年4月，矿工武装暴动胜利，宣告矿商经营时期结束。《盘古山钨矿志》，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