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又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是远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且是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惟一的较为集中连片（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构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根据地，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苏区史、中国军史等，具有鲜明地区域特征，具有不可代替的十分突显的重要红色资源，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苏区史必不可缺的极其珍贵的红色遗产和精神资源，但是长期以来，党史界、学术界曾因关注陕甘宁边区苏区史的研究和开发利用，而陕甘边苏区史研究明显滞后，表现为深度和力度，广度均不与日同语，而呈现出弱化、淡化甚至遗漏和掩盖了陕甘边苏区这一红色资源的“红色文化链”、“苏区链”。为此，作者试图论述陕甘边苏区的红色资源生态特征和厚重红色文化底蕴和含红量及其红色资源亟待整合、开发和利用等方面问题，作些肤浅的探讨，以期引起社会各界进一步对陕甘边苏区问题的给予大量关注和高度重视，以期将红色资源显性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优势，在秦陇大地上，乃至西北大地上，打造一组红色产业新地标，更好地反哺老区、苏区，服务老区、苏区人民，造福老区、苏区人民，促进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特质与红色生态文化特征

    1、地缘属性：呈现正叠加。①自然“地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也是时值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方惟一高原地区。在陕西的中部、北部，甘肃东部交界地区。境内均被天险黄河阻隔，成为天然地理屏障，地处六盘山、桥山山脉；水域有黄河、泾水其具有西北地域的“红色山水”自然特征、红色生态景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遮天蔽日，交通不便，活动回旋空间大，且远离中心城市西安、太原、兰州，标准的中心“空白”地带，以此为战略依托，进可入关中，退可扼守山林，东可直挺陕北，西可直驻陇东，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进行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是推进中国红色苏维埃运动首善地区和理想地域。如；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至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合水、正宁、宁县，与陕西的句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淳化，耀县，宜君等中部十四个县的部分农村地区；再如，在鼎盛时期（第二次反“围剿”时期），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东起黄河，西接环江，南至淳耀，北至长城，构成了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的红色区域，包括今甘肃庆阳，华池、合水，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 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30余个县的游击区的红色区域，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使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红色生态景观。②时空地缘。早期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是由甘肃渭北，陕西照金、甘肃南梁三大块苏区组成。上世纪三十年代，处在军阀混战、政治时局多变，新老军阀政权更迭，形成一定时段内权力“空档”、政治板块“黑障”地带，又是地处偏僻，人稀地广，国民党当局在行政、军事层面上无力控制，“管理”处在“真空”状态，成为薄弱地区，便于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得以休养生息、乘势积蓄和整合力量，编制队伍，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③人文地缘。陕甘地区人民历来素有反抗或暴力统治义举，以果敢、耿直、英勇、善战为著称：秉承反抗压迫的民风特质，拥有嫉恶如仇的革命文化基因，弘扬打抱不平社会文化氛围，是“硕果仅存”的重要人文土壤和肥沃“革命文化特质”。④天象地缘。1929年，农村社会地处灾荒之年，苛捐杂税，致使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客观上加速社会矛盾走向极端化，阶级矛盾的白热化，广大灾民为生存为活命抗争之火，在秦陇大地熊熊燃起。

    2、红色属性：彰显正相关。①从全国大格局，大趋势来审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乃至西北（包括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红色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苏区坚持最久的根据地之一，又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全国十三块根据地惟一仅存的完整根据地，陕甘边区革命力量长期存在，有力支援了中国革命，有力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其他游击区坚持发展壮大，“硕果仅存”的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在陕甘边区建立的一个稳回的落脚点和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新民主主义后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②从陕甘地区革命根据自身所处各种情况剖析来审视。陕甘边区是中国西北部惟一苏区，也是高原地区惟一的苏区。陕甘边区举起了革命武装旗帜（游击队），先后举行了耀县、清涧起义、西华池起义，两当兵暴，靖远兵变等70多起起义兵暴，先后召开了（1933年8月14日陕西耀县）陈家坡会议，（1933年11月3-5日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会议，（1934年7月甘肃南梁）阎家洼子（党政举联席）会议。西华池起义是陕甘军运史最为成功的范例，将永远载入中共陕甘边区党史、中国军史、革命史、苏区史。

    3、历史属性，蕴藏正能量。陕甘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北部重要的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军事思想的实验“特区”，也是党的“三大法宝”在西北革命斗争实践的重要基地。从秦陇红土地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中国革命工农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北方革命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法和模式孕育诞生了一批“群众领袖”群体。这些都是“硕果仅存”的成功的红色密码和红色家谱典籍。主要有如下方面：

    （1）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军事思想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创造性实践。先后创造出了在流动中创建革命根据地，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多区域战略布局，采取流动、不固定，形成前期陕甘边区数块小根据地、核心首府不固定，创造了游击战争的武装斗争新模式：即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第一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第二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第三路游击区，形成了具有“西北军事斗争”工农武装割据新格局。即：构筑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新格局。陕甘边区是党领导红军和革命武装力量在中国西北乃至北方最为活跃和影响地区之一，在全国探索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推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全局中，形成了率先响应，南北互应和战略翼侧的“红色效应”。

    （2）党的“三大法宝”在陕甘边区得到了创新性实践。“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科学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致使这块红色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的有力武器和重要的法宝，是创造出中国特色“早期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组合拳斗争新模式”。①高举“统一战线”大旗，进行中国特色“颜色”革命，创造“三色”革命新模式。“红色”革命，陕甘边区党组织领导、发动、组织，依靠广大贫困农民正确对待国民党俘虏和知识分子，建立的党的独立人民武装，先后成立了陕甘边区南梁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白色”革命，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共产党人深入或打入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兵运、兵暴工作。据史载记载，1929年至1931年三年内，党领导陕甘地区发动和组织国民党军队70多起起义和兵暴。“灰色”革命。即争取教育，改造地方民团、土匪和江湖帮会组织等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积蓄后备武装力量，促使实现“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武装”战略转型，壮大工农武装力量和红军队伍，创建、发展和壮大革命根据地，也是陕甘边区“硕果仅存”我党在西北惟一的苏区的成功之秘决。②高举“武装斗争”大旗，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围剿”。1931年9月，刘志丹建立陕甘边区的第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开启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新起点。1932年11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红军部队，成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导武装力量。陕甘边区党组织在长达六年艰苦卓绝地开展了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陕甘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进行过无数次成功粉碎了残酷地国民党反动派 “围剿”，其中著名的有“三次围剿”。第一次“围剿”。1931年5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实现了以照金为中心五县边界地区革命根据地，构筑陕北，陕甘边区两边革命根据地连片统一的大势。第二次反“围剿”。1935年7月中旬，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安、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统一根据地。即实现了陕甘边区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在陇东共辖6个中心苏区县。其中华池县、庆北县（现庆阳城以北部分地区）、合水县，陕甘边南区有新正县、新宁县、永红县，这些革命事件已成为里程碑意义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人文标识。第三次反“围剿”。1935年9月，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打破了国民党企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彻底消灭西北红军美梦，从而进一步巩固、壮大西北的红色革命根据地。③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已成为陕甘边区革命致胜的法宝。党的领导就是要体现在党的意志，应由党的领导干部传达到和贯彻到人民大众行动之中。陕甘边区党组织了解群众冷暖，体察群众疾苦，人民革命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亲自挨家逐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方法，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边敌情，掌握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需求，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却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陕甘边区流传红色歌曲歌谣，是对陕甘边区党组织的夸奖和发自内心的赞美。还坚持开展“三分”（分牛、财产、土地），“五抗”（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斗争，赢得群众依赖，发挥群众团体作用，开展“扩红”工作，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流传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在陕甘边区出现了一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群众领袖群体的政治生态景象。④党的局部执政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有益探索与正确实践。1932年在甘肃正宁县，陕甘边区党组织建立了（临时）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即此地为革命活动中心），这是陕甘边区革命政权建设第一次实践。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在陕西照金正式成立。4月5日，经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地跨三界陕西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这是陕甘边区革命政权建设第二次实践。1934年2月，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到十四个县部分农村地区），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这是陕甘边区革命政权建设第三次实践。1934年11月，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完全意义政权建设）和以刘志丹为主席的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先后选举产生了华池等18个县、区、村等四级红色政权和实行红色制度建设。西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政权建立，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走向成熟，这也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最为成熟的一次光辉实践。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产当代开发功能价值

    随着国家推进《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二期规划）的实施，新一轮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已进入了新的“十年黄金发展期”。近年来，中共苏区史（包括赣南苏区史）研究，相对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十三大苏区史研究，起步较早，无论从力度、广度、深度来说，均领先地位，中央苏区研究已上升为国家层面，而其他苏区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的态势。全国苏区史研究，以冠名“苏区”论坛—湘鄂赣苏区。自2010年成功举办首届以来，现已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湘鄂赣苏区论坛”，这也是全国首个跨省的苏区论坛，全区域内乃至全国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效应。甘肃、陕西、福建、江西（除中央苏区外）也先后举办多种专题和主题相关红色文化方面研讨会，总的印象，纵观苏区史研究和研讨情况，目前，党史、革命史、苏区史研究各自为战或单兵作战，出现抢占红色资源乱象，无法共享红色资源，造成红色资源浪费，甚至酝成破坏，弱化了整体效益和利益最大化，因此，苏区红色资源整合、开发利用，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关注苏区、老区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又是从事党史、革命史，苏区史、军史的工作者的一项责无旁贷的重要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高度，审视整合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这一优质资源，全面梳理与苏区有形红色资源和无形红色资产，促进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旅游产业优势，全面破解苏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瓶颈”问题，更好地馈赠、造福老区、苏区人民、让陕甘边区乃至甘宁边区人民从中开发受益，分享政策红利获得感，促进老区、苏区人民与全国小康社会同步建设，促进陕甘边区与全国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笔者认识，从如下方面入手。